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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06-27 | 來源: 嘉崎博客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文革 | 字體: 小 中 大
中南海批斗劉鄧陶的時候，戚本禹派人把陶鑄夫人曾志拉走，令她搬個板凳坐在壹邊，沒被批斗。對於此事，戚本禹說：“曾志是主席的好朋友呀，我何止只是保了曾志，我還保過鄧小平，因為主席講了幾次要保； 保過王震，他後來還給我寫信表示感謝；保過許世友，他是主席愛將；保過華國鋒……”。
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與張春橋、江青、周恩來、姚文元、戚本禹、王力、關鋒、穆欣（從左至右）合影（圖源：浙江圖書館）
85歲的戚本禹於文革伍拾周年離世，令人不得不感歎冥冥中命運的安排。他常說自己是“歷史人”，那種功過成敗都不由自己書寫評說的人。伍拾年前的文革是他命運跌宕的開始，伍拾年後，當人們反思紀念那壹場浩劫的時候，他離世了，而且最終他行使了所剩不多的權力，為自己挑選了終結此生的地方——上海，那是他“夢開始的地方”。在那裡，他上學、入黨、應招進京、走上頂峰、扔入監獄、被遣回、最終又從上海上路，重新輪回……
贰拾年前第壹次見戚本禹，特地約在我的壹位長輩家中，當時戚先生還在出獄後被監視居住階段，據說有諸多框禁，包括：不能隨意離開上海、定時匯報、不許見媒體、不許寫回憶錄、不能見境外記者等等，總之，可以活著，但不能隨意走動更不許隨意說話。
那是深冬贰月，他穿了壹件質地很好的黑呢大衣，裡面是壹套同樣上好質地的黑西裝，帶著壹副淺咖啡色太陽鏡，從始至終沒有摘下。
我兒時最特殊的記憶之壹，就是家中出出入入的長輩客人們許多出自秦城監獄，他們壹個個形體消瘦但精力旺盛，他們見面都興奮並快活，滔滔不絕……但戚先生不是。他高大魁梧，即便坐著，也挺直著背，他幾乎很少主動引出話題，只在確定對方是與他交流的時候才會坦率說出自己的見解，聲調適中沒有重復並充滿自信。
戚本禹，山東威海人，明朝末年抗倭英雄戚繼光的後代。幼時讀私塾，畢業於上海南洋模范中學，學生時代加入中共，1950年入中南海，成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簡稱“中秘室”）眾多秘書之壹。引起毛澤東注意是1957-58年的“贰王八司馬事件”。（“贰王八司馬”原發生於唐順宗永貞年間，王叔文、聯合王亗恽刘禹锡淀g菩姓胃母锝�146天即告失敗，後贰王死，追隨者柳宗元、劉禹錫等八人被貶為邊遠八州司馬，史稱“贰王八司馬”。）
50年代末發生在中秘室的“贰王八司馬事件”雖然剛剛過去不到六拾年，但是因為當年幾位相關人物在後來多次政治運動中身份變化起伏，而導致對事件的結論和性質，甚至事件本身都有諸多版本。當事人之壹林克的回憶文章曾經不止壹次說：“整個事件的經過頗為復雜”，甚至被有的黨史研究者稱為撲朔迷離。簡而言之，就是戚本禹、林克等八名中秘室年輕秘書，在中央直屬機關整風運動中向上級反映問題後，被某些上級認定為“反黨”，並欲定“右派”，雙方以多種方式對抗半年多後，毛澤東公開表態支持林克戚本禹等八位年輕人，以唐朝“贰王八司馬”故事解救了他們。
毛澤東作為國家主席的全力支持，在當時不僅給了這幾位即將被開除黨籍流放新疆的年輕人新的政治生命，更給了戚本禹壹個父親般的支撐。作為壹個少年喪父、熱愛歷史的年輕人，從此令他對理想更加充滿激情。正因為如此，1968年1月，當戚本禹在周恩來的壓力下面臨必須被送進監獄之前，毛澤東曾征求他本人意見，“去新疆還是留北京？”，戚說：“這些年，您就像我的父親壹樣，您讓我去哪裡我就去哪裡”，“去秦城吧，離北京近點，萬壹有什麼需要，方便些”。毛替他定了秦城，於是，戚本禹“被宣稱”“請假檢討”，事實上鋃鐺入獄。整整拾八年後，白發蒼蒼走出秦城監獄那天，公安部的人告訴他：“你必須換個名字，否則不給你報戶口”，於是，從八拾年代後期開始叁拾多年中，中國的圖書市場多了壹位史學作者，戚文。
戚本禹今年肆月離世後，媒體關於他的介紹之多遠超出他生前所能想象。出獄後他基本生活在社會邊緣，遠離任何圈子，只在壹個相對固定的范圍內交往。不想再看冷眼，也不願給別人帶去尷尬，當然更不肯遷就某些人的獵奇心。何況，他心中給自己的定位是壹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
多年前，他在壹封信中對我說：
“世界上那麼多風雲人物和耀眼明星您不去研究，卻花了叁年（加上今年）時間去研究壹個被侮辱與被損害了32個春秋的背時人物，怎麼說您呢？……”
那是我第壹次聽他自己給自己定位於“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也是第壹次明白原來表面淡然、平靜訴說過去的他，事實上心中有著巨大的壓抑、無奈與憤懣。
之前，我們談到他那篇著名的《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電影《清宮秘史》》”，據說是射倒劉少奇的最後壹劍。他居然也毫無情緒波動的說“被中央政治局改過66稿，包括主席親自改過1稿，總理改過14稿”。
這篇文章，1983年審判他的時候，曾經作為“反革命煽動罪”和“誣告陷害罪”的重要證據，將打倒劉少奇之主謀從毛、周等等壹大群人身上卸下，全部加給了他。至於曾經被毛批示：“戚本禹同志，看過，寫得很好。有些小的修改，不知是否妥當，請你和同志們商量處理。”這樣的過程，包括接受旨意寫這篇文章的起源，對於當年的審判顯然毫無意義。也許正因為如此，歷史學者丁凱文先生多年前在《文革新星戚本禹的躍升與隕落》壹文中就說道：“戚本禹為毛澤東的文革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承擔了過重的罪名”。
曾經聽說壹個情節，中南海批斗劉鄧陶的時候，戚本禹派人把陶鑄夫人曾志拉走，令她搬個板凳坐在壹邊，沒被批斗。問戚先生是否有此事，他說“當然”，“曾志是主席的好朋友呀”。他說：“我何止只是保了曾志，我還保過鄧小平，因為主席講了幾次要保； 保過王震，他後來還給我寫信表示感謝；保過許世友，他是主席愛將；保過華國鋒……”。
“毛劉文革前的矛盾你知道嗎？”
“不知道，當時級別太低，不可能知道。田家英、陳伯達他們有可能”。
“為什麼逼田家英連夜搬出中南海呢？”
“其實當時沒有要求他連夜搬出。田家英的問題非常復雜，他和主席、江青、陳伯達之間原本已有芥蒂，後來被人利用，將他哥哥抗美援朝後投降台灣還寫信拉攏他的事情重新拿出來說事”，
“誰說的呢？”
“那個人活著，這幾年還在寫文章，先不說了”。
與戚先生談文革歷史，常常如此叁言兩語，他壹般表情不變，漫不經心的樣子，但我還是有壹次看見了他眼睛亮亮的。那個階段，我在台灣的壹個學術機構找到了文革《大字報匯編（廣東地區）》”，其中就有批判戚本禹“想篡奪總理大權，做著黃粱美夢”的大字報，於是興奮地復印了所有資料給他，我認為這是支撐我的理論：即認為壹定要將他踢出局是周恩來的又壹個佐證。他其實壹直並不認可我這個說法，但是那天，看著他帶著老花鏡，壹頁壹頁仔細讀大字報的復印件，那種眼神和專著，我知道，他心中其實像我壹樣，希望找出他為什麼下台的真正原因。盡管外界仿佛早有定論，但我們都明白那些顯然都不完全是理由。
大約九拾年代中期開始，坊間盛傳戚本禹文革時從魯迅博物館取走了全部書信文稿，並將其中大量珍貴手書占為己有，近年陸續出賣所得超過2,000多萬。魯迅之子周海嬰自然也聽說此事，他拾分憤憤不平，因其母親許廣平當年就是得知魯迅遺稿被戚本禹拿走後，肆處奔走、求助、尋找，氣急交加，疲憊不堪，最終引發心肌哽塞而去世的。
許先生抗戰時期曾出任上海中華女子學校校長，據周海嬰回憶：學校經常處於經濟拮據狀態，甚至最艱難的時候會拖欠教職員工的薪俸半年以上，實在支撐不下去的時候就會去向我的外祖父母借款，每次都得到慷慨相助。 正因為如此，拾多年前，我小住北京那段時間，海嬰伯伯壹家也對我極為關照，不僅常被招呼去吃飯，每當魯迅故居院子裡棗樹結棗的時候，定會打電話來叫“快來拿點回去！”。
壹天海嬰伯伯說：“你去問問戚本禹能否把他拿走的魯迅手稿還給我們，他掙了錢我們就算了也不要了，或者讓他告訴我們賣給誰了也行…..”
口信自然是認認真真帶給了戚先生，他說：“你看我像擁有身家兩千多萬的人嗎？”“其實那天去魯迅博物館是壹整個小組呢，大約7，8個人，我們裝了滿滿5大袋。收齊之後，當天就直接送去康老那兒了，是他要的”，戚先生補充說。幾乎凡見過戚先生的人，都會感歎他超強的記憶力，尤其是細節，當他想說壹件事時，他通常可以描述得仿佛不久前剛發生的壹樣。
近年關於那批魯迅文稿又陸續看到壹些相關文字，有人說是康生想在魯迅文稿中尋找清人墨寶，也有人說康生是為了江青而將這批文字收來，因江青擔心其中有關於她叁拾年代在上海的記錄。無論如何，至少終於不再有人認為那幾大包魯迅文稿會隨戚本禹被抄家坐牢之後還保存完好地在他身邊、隨他遷移、被他倒賣。
我認識的戚本禹的時候，他已不是“戚大炮”，“變色龍”、“小爬蟲”和“走狗”。而只是壹個關注社會和政治，思想敏銳的老人，是壹個曾經深陷於諸多文革早期歷史事件的當事人，有著諸多說不清理不順的經歷。他當然有反思，也肯定有糾結和委屈。
戚本禹從擔任《紅旗》雜志歷史組組長算起，到後來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真正位居中央領導並傾全力沖鋒陷陣的時間嚴格來說是18個月，1966年初到1967年8月，這18個月的權力頂峰，令他受獄18年，同時付出了36歲以後的幾乎整個下半生為代價當替罪羊並承受批判。
戚先生走了，雖蓋棺卻仍不能論定，畢竟他的壹生，功過皆為歷史，成敗亦其非所求。以他自己的壹段話作為結束：
“我是懷著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理想國的熱忱，主動、積極、自覺而且是義無反顧地投身到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雖然時間只有壹年半，但這壹年半工作中的壹切都有我的責任，談不上什麼’替罪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個人遭遇有偶然性，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是必然的，誰也逃脫不了。你明天可以不起床，但太陽仍要升起，這是沒辦法的事情。我們這個空前巨大的民族群，也只有通過苦難的歷程，才能臻於成熟，歷史只能對此發壹聲深深的歎息！”-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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