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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06-29 | 来源: 澎湃新闻网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澎湃新闻：
在您参加过的这些电影节中，您有偏爱的吗？
戴锦华：
我觉得近年来电影节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倒是FIRST青年影展非常特殊，从组织者到参与者，他们都保持了一种朝向电影的激情状态。他们如此高亢，我其实有点跟不上。FIRST影展瞩目的是电影工业体制边缘的青年导演和处女作，它保有某种不同于主流电影业的意趣。
FIRST青年影展的志愿者。
澎湃新闻：
今年戛纳电影节的评选结果和场刊意见之间有很大差异，评委会的水准被质疑，您怎么看？
戴锦华：
对我来说，电影节的神话早就破了。尤其评委制的电影节，偶然性很多。谁是今年的评委，评委中谁的性格比较强势，都会影响奖项的形成。
我自己比较重视入围电影，而没那么重视得奖电影。
因为尽管各个电影节的入围机制不同，但入围影片还是会有某种代表性，评审本身则不具有想象中的权威性。
我对今年的戛纳没有发言权，因为入围片几乎都还没有看到。但对肯·洛奇再次得奖，我感到十分欣喜。肯·洛奇的影片并不完全吻合我的趣味，但他大概是今天世界上我最尊重的电影人之一，一位名副其实的“老战士”。他对自己社会立场的坚守，对这世界上不公不义的敏感，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证明，现实主义的批判和再现仍然是可能的。我很高兴他能再次胜出。但我没有参照系。
去年金棕榈颁给《流浪的潘迪》已是非议纷纷。当时我也感到不平，因为我期待《聂隐娘》胜出，结果胜出的却是法国导演的影片。但在巴黎暴恐之后，我似乎突然明白了这一选择的合理性：欧洲内部的亚非移民问题，显然比唐代故事与武侠美学的拓展来得急切。显然，那一届评委把对自身社会危机的关注放到了更高的位置上。所以，你不用预期评审结果的权威、公正，因为每一次选择的背后，始终存在着超出电影的社会动力。
澎湃新闻：
您能再谈谈中国的第五代、第六代导演和欧洲电影节的关系吗？
戴锦华：
确实，第五代导演——准确地说是从第四代开始——把中国电影带到了欧美的视野当中。当时欧洲电影节对第五代的青睐有两个原因。首先，第五代全面登场的时候采取了欧洲艺术电影非常熟悉的模式：新浪潮。所谓新浪潮一定包含两个因素，新人新作和新电影美学的呈现。第五代集体登场的时候，同时满足了这两个因素，欧洲艺术电影节的兴奋感可想而知（尤其是法国作为new wave的命名者、新浪潮的策源地）。
国际电影节对第五代的欣喜，还体现了当时欧洲电影节的一个主要功能：引进非西方电影。因此，为国际电影节拍片成了对许多非西方知名导演的诟病。我本人也曾经从后殖民的角度批判过欧洲电影节的角色，讨论过它以其审美趣味来规范非西方电影。但此后我接受了劳拉·穆尔维在一篇短文中的观点，作为看待这一问题的另一个视角：事实上，对置身于欧美中心位置的人们说来，国际电影节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它将非西方世界的生活与议题带入了欧美的银幕。我想，对国际电影节的评委来说，以欧洲的审美趣味衡量规范第三世界电影大约是他们的潜意识，在其意识中，他们尝试将新的、不同的世界展现在欧美的视域之中。最初的第五代电影大概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和西方电影节发生了深刻的互动，尽管这多少游移于中国社会。-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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