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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07-17 | 来源: 澎湃新闻网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但通易公司的工作，仍让黄慕兰背上了资本家或资本家太太的名号，这使得她后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遇到了许许多多的麻烦。然而，当时的黄慕兰心中所想的，无非是希望通过扩大自己在上海金融界的影响，为后来运用金融界的这个阵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创造有利的条件。
1942年，黄慕兰前往重庆面谒周恩来和邓颖超，黄慕兰再次表达了自己想前往延安参加战斗，周恩来说：“你几次要求到延安去，我们都未同意，难道只有调到延安去，才是革命工作吗？在白区工作，只有比在延安更艰苦和危险。”
这次会面，黄慕兰还带上了自己和陈志皋的两个女儿，周恩来慈祥地让孩子们称他为舅舅，摸了摸孩子的头说：“嗨！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长大以后一定很聪明。慕兰，你的种子是优质的，你生的孩子一定个个都是很聪明的。”
从重庆回来后，黄慕兰与陈志皋继续在白区工作，然而1942年底，异变陡生，两人一同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秘密逮捕，囚禁在国民党监狱。
在狱中，黄慕兰自己书写抗辩书，她也不去指斥军统特务如何反共的倒行逆施，只是说明如今处在团结抗日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自己的立场是不分党派间的歧见，坚决支持并参与抗日救亡工作，因此，决不反共。
黄慕兰在抗辩书中写：“我如反共，他年遗孤长城，将何颜相见？如以联共有罪，请处极刑，俾获从先夫于地下，虽死犹生。故三军可夺其帅也，而匹夫不可夺其志也……”
她与陈志皋一早串好口供，在特务面前坚不吐实，直至1945年保释出狱。出狱后不久，日本就宣告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方面无条件投降了。
日本投降后，刘少文向黄慕兰和陈志皋转达中央的指示，尽快返回上海恢复通易公司的业务，重点联系金融界和文化界，继续作为国统区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对外联络点。
回到上海后的两人，立即重新开展工作，通易公司在这一阶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支持宋庆龄、何香凝、茅盾、郭沫若四人发起的为上海文化界募集医疗基金的义演义卖会，支持国统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以及继续利用通易公司的保管库，义务地为鲁迅、茅盾、阿英等保管着大量珍贵文献等工作。
如火如荼的工作开展中，1948年中秋之夜，两人的好友从南京突然打来电话说：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和经济部以莫须有的罪名，已决定吊销通易公司的营业执照。
飞来横祸，通易公司损失惨重，终至破产。陈志皋逢此巨变，心情懊丧。建国后，黄慕兰的党员身份迟迟未得到恢复，两人的生活陷入更艰难的境地。
1950年，陈志皋终于向黄慕兰坦白，自己已决意离沪赴港，通过海外创业的机会，支持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陈志皋劝说黄慕兰同行，他担心黄慕兰将面临冤假错案，受到审查，但黄慕兰坚持留在大陆，两人的二女一子，也都随黄慕兰留下。
离别前的陈志皋，承诺“决不离婚”，但这一别，也成了永远。1988年，陈志皋在台北病逝，38年的时间里，两人再未见过一面。
1980年，黄慕兰与夏衍在上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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