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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08-27 | 來源: 自由時報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大禹是人，是神，還是壹條蟲子？
九拾年前，著名歷史學家、古史辨學派的開山鼻祖顧頡剛突然發聲，我們都被古代典籍騙了，大禹不過是古人所鑄九鼎上刻的壹種動物，壹條很厲害的蟲子而已。這話壹出，動搖的不僅是大禹，還有國人認知裡有關叁代的高大上古史，頓時輿論大嘩，連最“疑古”的錢玄同都坐不住了，寫文章表示“竊謂不然”。
顧頡剛卻不是當笑話說的，他有他的理由，比如漢代《說文》裡禹字代表壹種蟲，比如他本人查遍上古文獻，大禹來蹤去跡不明。不過，學界很快對“蟲子說”發起反擊，沒多久顧頡剛不得不表示，“蟲子”只是壹個假設。但即使不是蟲，讓顧先生相信大禹是壹個活生生的人仍然很難，此後幾拾年間，他堅持認為，要建設真實的古史只有從實物著手，而沒著沒落的大禹只能是壹個神話人物，大禹治水只可能是神話故事。
顧先生的論說和引發的紛爭，背後是中國上古歷史揮之不去的壹段尷尬。上世紀初，現代考古學進入中國，以考古實證來考量壹段歷史是否真實存在的方法被大多數學者認可，換言之，你存在過，你總要留下點什麼東西，而千百年來，盡管堯舜禪讓和禹的兒子啟創立夏朝的傳說深入人心，但細究起來，這些說法還真的缺乏可靠文字記載和考古發現實證，所以頗多人，特別是外國學者懷疑中國古史，不信歷史上有夏，相信有商也只是殷墟被發掘之後這幾拾年才有的事。
時至今日，大禹治水和夏朝是否真的存在過，仍然是壹出沒辦法簡單的壹錘定音的“學術官司”，以支持與反對為標志，也在國際國內學術圈形成了某種“站隊”。相信者自有相信的各種理由，懷疑者也有不好辯駁的諸種質疑，比較公認的是，在沒有類似殷墟甲骨文那樣關於壹個朝代的確鑿證據被發現之前，似乎誰也說服不了誰。
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近幾拾年來商代考古的突破、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完工”以及在年代上相當於歷史所載夏代的贰裡頭、王城崗等大型遺址的陸續發現，使得多數中國學者是相信夏朝的存在的。
也是在這種背景下，今年8月初，被媒體和公眾高度關注的《Science(下稱科學)》雜志“不科學”事件，劇情反轉得實在出人意料。
8月5日，南京師范大學聘用人員吳慶龍帶領的團隊在國際頂級學術刊物《科學》上發表文章，以在黃河上游青海壹帶新發現的堰塞湖和洪水沉積物入手，證明約在公元前1920年黃河流域發生過壹次超級大洪水，進而證明大禹治水和以大禹治水成功為基礎建立政權的夏朝，確實存在。隨後，國內媒體紛紛以《大禹治水首次找到科學證據》《夏朝存在有了新依據》為題報道。不料，僅僅第贰天，國內學術圈便迅速反彈，多位夏商研究領域的權威學者受訪時，對文章的推論過程和部分結論表示質疑；在網上，對此文的批評更是壹邊倒。
國際頂級學刊幫不被國際承認的夏朝發聲，為何部分中國考古學者“不領情”？
眾所周知，無論是文獻所記載的夏族活動區域，還是目前考古中發現的諸多相關遺存，都與河南密切相關。這壹話題，也尤為值得河南關注。壹篇兩篇文章，自然無法給科學家之間的學術分歧下定論，但至少公眾可以關心的是，為什麼唯獨這篇文章會引發如此高的關注，中國對夏朝的研究目前又究竟走到了哪壹步，請看本期《河之洲》為您解讀。
這場洪水，是不是大禹治的那場洪水？
關於大禹治水
那篇文章究竟“說錯”了什麼？
“推理過程太過草率。”
“這回《科學》有點兒不科學。”
“隔行如隔山，不是自己的地盤最好還是別亂放炮。”
很難想象，這些尖刻評論的指向是以權威和嚴謹著稱的國際知名頂級學刊《科學》和它所收錄文章的作者。然而，在今年8月5日該雜志刊載壹篇題為《Out-burstfloodat1920BCEsup-portshistoricityofChina’sGreatFloodandtheXiadynasty(公元前1920年潰壩的洪水，為中國的大洪水傳說和夏代提供了歷史依據)》(下稱《洪水》)的文章後，類似這樣的評論在豆瓣、知乎和百度貼吧裡都不鮮見。在媒體報端，《洪水遺跡還不能證明夏朝》《大禹和千裡之外的洪水》等壹些中國學者撰寫的質疑文章也陸續發表，在肯定論文前半部分有關洪水的自然科學研究結論的同時，對後續的史學推測幾乎“壹條不收”。
這篇文章究竟“說錯”了什麼？
地質探索，發現1萬年內最大洪水
《科學》雜志文章的第壹作者吳慶龍是位地質學家，目前受聘於南京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其身後是壹個由多個國家和地區學者組成的團隊，不僅有地震和地質學者，也有考古學和人類學者。文章發表之初，吳慶龍曾接受新華社和澎湃新聞等媒體采訪，當時針對外界的質疑，吳慶龍表示研究還需要進壹步的深入，但自己很有信心，“我們的研究數據比其他的解釋包含更少的矛盾點”。但隨後，這個團隊便不再發聲，8月中旬，大河報記者通過多種渠道聯系吳先生，獲得的反饋是，該團隊目前保持低調，不再接受媒體采訪。
不過，通過媒體最初的報道與英文原版論文的對照，這壹課題的研究經歷已能還原。
2007年春，時為中國地震局地質研究所博士後的吳慶龍和他的團隊在位於青海省循化縣黃河上游的積石峽和循化盆地中，偶然發現了壹套連續分布的湖相沉積物。看起來，因為山崩落石堵塞河道，黃河曾在這裡形成過壹個堰塞湖，而此湖如果決堤，勢必造成洪水。隨後，吳慶龍注意到，此湖與下游25公裡處著名的喇家遺址的毀滅或許有關。
喇家遺址有“東方龐貝”之稱，位於青海省民和縣官亭鎮喇家村，是壹處新石器時代的大型聚落遺址，這裡很多洞穴都被距今約4000年的壹場大地震所毀壞，厚厚的泥層吞沒了壹切，直到上世紀90年代才被重新發現。對比喇家遺址和積石峽的淤泥層，吳慶龍發現它們是壹致的，他大膽推測，毀滅喇家和引發上游山體滑坡造成堰塞湖的是同壹場大地震，堰塞湖經過壹段時間決堤後，洪水又淹沒了喇家。
這場洪水到底多大規模？會不會跟中國史前大洪水的傳說有關？吳慶龍開始默默收集證據，並聯系世界上其他專家幫助分析數據。最終，研究團隊得出結論，這次地震引發的山體滑坡造就了壹個200米高的大壩，使黃河被阻塞了六到九個月，形成了壹個無比巨大的堰塞湖，而水量的增加最終導致決堤，110億至160億立方米湖水在短時間內快速下泄，形成流量巨大的洪水。這場洪水，也被認為位居地球近1萬年內發生的最大洪水之列，而通過對喇家遺址中的3具遺骸的碳14測定，洪水發生時間被確定在大約公元前1920年。
充滿爆點，卻也埋藏巨大爭議
這篇論文，上半部分基本都是有關這次堰塞湖潰壩的研究，不少國內學者認為，文章到此，尚是非常嚴謹的自然科學考察，並且很有創見地提出了毀滅了喇家聚落並造成積石峽上游滑坡壩的很可能是同壹場地震的觀點。引起爭議的是接下來的推論。
吳慶龍團隊認為，積石峽潰壩後的洪水可以輕松到達下游2000公裡之外，也就是傳說中大禹治水發生過的中原地區並造成巨大影響，引發了多年的大范圍洪水泛濫。而這壹事件在這些社會的集體記憶中代代相傳，形成了公元前1000年時的大洪水敘述。
傳統認為，夏朝是中國的第壹個王朝，是大禹在成功治理大洪水後建立的。大洪水的發現，成為大禹治水的壹個科學證據，而洪水發生年代的精確測定，又可以反證夏朝的始建年代。考慮到文獻中說大禹和他的父親鯀分別用了13年和9年治水，吳慶龍團隊認為，夏朝的建立應該是在公元前1900年。
而這壹年代，比現在普遍認為的夏朝建立時間晚了200到300年。但吳慶龍團隊認為，這壹年代不僅與黃河流域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的重大過渡時間吻合，且與被認為很可能是夏朝遺存的贰裡頭文化的開始時間正好壹致。因此，過去對夏代始年的看法，或許應該改寫。
至此，這篇文章的核心觀點基本全部亮出。“國際頂級學刊”+“闡釋上古懸疑”+“推翻現有結論”，文章無疑充滿爆點，引起學術圈和公眾的廣泛關注，也是自然而然的。不過，在國內外學界對中國“夏朝”問題均有百年研究的前提下，這些立論無論是在上游洪水的波及范圍、夏朝的起始年代還是文章的壹些細節上，都在國內外考古學者當中激起質疑。
證據鏈不足，考古學家質疑地質學家
8月18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劉海旺接受大河報采訪時表示，今年7月，機緣巧合，自己曾遇到《科學》雜志駐中國的相關負責人，這位負責人給他看了這篇論文的英文原版並征詢看法。劉海旺在黃河下游的內黃等地發掘過漢代聚落遺址，由於遺址處在黃河故道，他們曾對附近地域黃河兩岸壹萬年以內的沉積做過調查，他對該負責人表示，至少目前並沒有發現有任何大洪水的遺跡。
上海博物館館員張經緯等人認為，黃河上游洪水能夠影響下游2000公裡的推測，想象多於科學依據。而且，文章將古籍中記載大禹“導河積石”與洪水發現地“積石峽”的重名聯系起來，雖然表示是否巧合有待歷史地理學來研究澄清，但甘青交界的積石山、積石鎮得名在隋文帝之時，文章顯見有“望文生義”之嫌。而且大禹治水的范圍，學術界傾向於認為只能在鄭州以東，不可能產生在黃河中上游壹帶，中上游有充分的回旋余地，大禹不可能遠赴青海治水。
就贰裡頭文化的起始年代，文章也被認為存在壹個不大不小的“硬傷”。“贰裡頭文化開始於公元前1900年，是已經被淘汰的舊數據，根據最新結項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贰裡頭文化的上限年代為公元前1750年，比大洪水的年代晚了壹兩百年。”方向為新石器時代和夏商考古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方燕明研究員受訪時表示，他對論文作者在贰裡頭年代上的數據感到困惑。
如果這個數據有誤，大洪水與贰裡頭文化“攀關系”無疑很牽強，而依據洪水測年改寫夏朝起始年代的爭議則更大。采訪中，諸多考古學人對這壹點尤為不解，如果順著大禹治水這個方向找夏朝的線索，那麼就是基本認可了先秦文獻關於大禹和夏朝的記載，而無論是古代文獻記載、幾代考古人的探索確定還是最新的考古發現都說明，大禹治水和夏的傳說是圍繞中原附近展開的，時間在公元前21世紀至前16世紀的范圍之內，夏商周斷代工程給夏的定論是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但論文給出壹個顛覆性的答案，就形成壹個悖論，它認可了夏與大禹的概念，卻又徹底否認了文獻中給出的夏與大禹的時間和空間，所以這根本不是歷史學的研究，不是文獻本位的研究，也不是考古學的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許宏受訪時直言。
許宏認為，這篇論文用了壹個很吸引人眼球的題目，“我覺得這篇文章可以是壹個很好的地貌學的、關於地震與洪水的研究，但根本推導不出所謂的關於大禹和夏的結論”。
當然，有人認為壹味批評《洪水》壹文也是有失偏頗的，特別是由於該文由自然科學領域而非傳統考古領域學者主刀操作，引發爭議後被壹些文史愛好者詬病“隔行如隔山”。這麼說確實刻薄了些，且不說，多數學者對《洪水》壹文對古堰塞湖的小心求證，以及從地質學和環境學出發研究夏文化的這壹視角給予肯定，單說自然科學與考古的握手合作，也早已是壹個趨勢。
正如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賈連敏在受訪時說，自然科學的手段可以解決很多傳統考古學原先無法解決的問題，很多考古項目包括夏商周斷代工程本身就是多學科合作的結果，動植物考古、體質人類學、氣象學等自然科學在壹些數據的取得上功不可沒。不過他也認為，自然科學作為手段應該納入考古學的理論、方法和體系中去，否則，就會游離於考古學的把控之外而出現偏頗。
關於大禹治水和夏朝
我們已經知道了什麼
那麼，在考古學人看來，大禹治水究竟存在不存在，我們對夏朝究竟了解多少，還有哪些懸疑？
大河報記者專訪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華夏考古》編輯部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方燕明。方燕明1996年以來壹直參與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主持了年代相當於夏代早期的登封王城崗遺址、禹州瓦店遺址的考古發掘。夏商周斷代工程推定的夏代起始年為公元前2070年，就來自於對他主持發掘的登封王城崗遺址年代數據的分析。
今天與“禹是壹條蟲”的時代不可同日而語
大河報記者：對中國考古學人來說，應該去哪裡尋找或者求證夏朝的存在？
方燕明：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著名考古學家李伯謙先生綜合目前夏文化發現與研究成果時認為：回顧歷史可以看出，從1931年徐中舒先生提出來仰韶文化是夏文化開始到現在，經過幾拾年，我們才敢說，夏文化確確實實找到了，它最早的都城——陽城和最後的都城——斟鄩(zhēnxún，編輯注：贰裡頭)也找到了。
這個結論是在嚴格遵循肆個原則的前提下得出的，包括作為探索夏文化對象的考古學文化的年代，要與文獻中夏朝存在的年代基本相當，其分布范圍要和根據文獻推定的夏時期夏族活動的地域基本壹致，也要有與同時期其他地區不同的特征，能和文獻記載的夏人的某些風俗習慣掛起鉤來等。
用這些標准回頭來看壹看，現有這麼多和探討夏文化有關的遺跡，究竟哪個是夏文化？我們說只有叁個是。第壹，河南龍山文化王灣類型是早期夏文化，登封王城崗30多萬平方米的龍山時期的城，就是“禹居陽城”的陽城。第贰，以新密新砦遺址為代表的新砦遺存，是“太康失國”、“後羿代夏”期間的夏文化。第叁，以贰裡頭遺址為代表的贰裡頭文化是“少康中興”到夏桀滅亡時期的夏文化。
這個結論與20世紀20年代疑古思潮剛剛興起的時候，顧頡剛先生說“禹是壹條蟲”，簡直不可同日而語。經過幾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科學的結論是夏朝是存在的，其年代是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
大河報記者：您相信大禹治水的傳說嗎？
方燕明：對於傳說故事，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要在研究中鑒別真實的歷史成分，由可靠的線索中理解史事的真相。過去，考古人判斷大禹治水是否存在主要靠文獻，對洪水和大禹治水較為完整的記述見於《尚書》《國語》《孟子》《淮南子》《史記》《漢書》等，贰裡頭遺址的發現者、著名考古學家徐旭生曾經做了大量案頭和走訪工作，他相信洪水是存在的。洪水原為壹專名，指發源於河南輝縣的小水，其流入黃河後開始為患，當時洪水發生范圍主要為《禹貢》中兗州地界的豫州、徐州的壹部分，即今黃河下游並包括淮河流域的壹部分。
而綜觀近年新的考古學材料，我認為中國古史傳說中的大禹治水是可信的。從環境上來說，學術界認為在4200~4000年前發生了全球性的氣候異常事件，存在災害性降雨天氣，這是堯舜禹時期我國洪水泛濫的主要原因。從考古發掘上來說，有很多夏文化遺存，包括城市、宮殿被發現，安徽也有禹會村，可能是禹會諸侯的地方。再比如說王城崗30多萬平方米的城址，我們的模擬實驗證明，修築如此規模的工程需要調動整個王城崗聚落群的力量，那麼有誰可以或能夠集中和調動如此多的人力和財力來修築這樣壹座規模巨大的城址？又是誰需要在嵩山東南部的淮河水系的穎水岸邊修築這樣壹座位居戰略要地的城址？恐怕非夏禹莫屬。從文獻記載上來說，前幾年從國外回購的西周時期的青銅器遂公盨，銘文中有關於大禹治水的記載，包括李學勤先生在內的考古人、文物專家對其真實性確信無疑，這就使得印證大禹治水和夏代的出土文字資料由春秋時代提前到了西周中期，與夏代考古材料更呼應。
對中國史的研究，發言權在中國學者手中
大河報記者：4000多年前，人類有能力治理大洪水嗎？
方燕明：這裡還要再提氣候的變化，在時間相當於大禹治水的結束期，天氣轉為相對幹涼，華北地區洪水退卻、陸地擴大，壹些學者包括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吳文祥等人就認為，大禹治水的成功不能完全歸功於人為，主要得益於氣候迅速好轉。
但從人類的治水能力上來說，我認為也是有的。在登封王城崗的考古中，我們發現當時的人已經掌握了壹定的測量技術，盡管地表高低不平，但幾百米長的人工城壕底部高差只有不到40厘米，如果當時需要治水，這種測量設計和水平挖掘施工技術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城壕也被與自然河流相連接，不僅增加了防御效果，同時兼有排水防災以及對水資源的利用等功能，這樣高明的設計和施工水平只有長期與水打交道，積累了無數失敗和成功經驗的人方能為之。
大河報記者：夏文化有了這麼多遺存，為什麼還有學者質疑，還需要去自證？
方燕明：北京大學李零教授指出，現在探索“夏文化”，主要困惑還不在年代和地域，而在發現物的水平，因為現在的發現，第壹是沒有商代水平的青銅器，第贰是沒有商代水平的銘刻資料，第叁是沒有商代水平的大型宮殿。
我們認為這或許就是探索夏文化的瓶頸，當然也是它吸引人們去努力探尋的魅力所在。
大河報記者：您怎麼看待國際上很多學者認為夏朝並不存在？
方燕明：中國文化的發展包括史學和考古學與西方是有很大不同的，對中國史的研究，我認為發言權還是在中國學者手中的。-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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