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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10-12 | 來源: 惠風博客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文革 | 字體: 小 中 大
回顧近300年現代化的歷史，世界經歷了叁次城市化浪潮，第壹次是大城市的興起，這是工業化和分工深化的結果，我們沒有趕上這次浪潮。第贰次是小城市的擴散，這是治理大城市病的自然要求，我們經歷了這壹次浪潮，但是對此有所誤解。目前全球開始了第叁輪城市化浪潮，主要特點是通過強化大城市與中小城市的交通和網絡聯系，全面提高城市群的國際競爭力（city-regionandnetworking）。這個趨勢在倫敦、巴黎、柏林、法蘭克福、阿姆斯特丹、東京、大阪等城市開始起步，大城市獲得更加重要的地位。
面對這些新趨勢和國內城市化進程挑戰諸多的背景，從戰略上，我們需要認清潮流，從我國人多地少的實際出發，按照建立主體功能區和特大城市群的思路，從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和生產力合理布局的角度做好城市群發展規劃，對混亂的城市格局做壹次整合，以大城市為核心，整合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相應做好政府事權劃分、財稅、住房、教育、社會保障、土地利用等制度設計，培育和創造符合中國在全球經濟定位的大城市圈。從戰術上，需要接受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大城市病”的教訓，審慎和負責地處理各類現實問題，在建立城市功能區、接受大量轉移勞動力和治理大城市帶來的噪聲、空氣和水污染、交通堵塞以及解決社會難題等方面走出符合國情的新路徑。
（叁）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加強教育
經濟增長、合理分配和可持續性是發展概念的基本內涵。在收入分配問題上，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則是高層面的終極目標。改革開放叁拾年，我們已經實現了壹部分人和地區先富起來的階段性目標，壹個人口數量逐步擴大的中等收入階層正在出現。但是無論從哪個角度衡量，這個階層的比重還是偏低，可能不足20%，難以支撐國內消費需求擴大和社會長治久安。為擴大“有恒產、有恒心”的中等收入階層創造條件，是實現國家繁榮穩定的基本保障，也是中國從發展中國家進入發達國家的重要標志。因此我認為，黨的拾柒大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要求中，最重要的是中等收入者比重占多數的目標。國際經驗也表明，建立好的社會階層結構至關重要，但是難度超過實現高速增長，因為增長的相關變量是快變量，而中等收入者穩步上升需要創造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條件更多，有很多是慢變量，在提升中等收入者比重這個過程中甚至充滿陷阱。
國內壹直討論拉美教訓問題。拉美的情況比較復雜，為此我到智利和阿根廷做過專題調研，我發現國內對拉美教訓有很多誤解。拉美的教訓並不是被人們輕信的結論和判斷，全球化、市場化、城市化不是拉美教訓的元凶。拉美國家真正的教訓是，在軍政府向所謂的民主政府轉化過程中，政府普遍采取了民粹主義的辦法拉選票，放棄財政紀律和產權保護原則，做出各種超出政府支付能力的福利承諾，致使通貨膨脹加劇和外債高築，造成政治和經濟周期的大起大落和兩極分化。更為深層次的是，拉美民粹主義嚴重情節可以由缺乏中等收入者階層的理性制約來解釋。在拉美訪問時，智利的傑出研究人員們向我介紹，總結以往教訓，發現忽視教育是造成中等收入者比重低的基礎原因。教育不足使低技能人員大量失業，造成貧困的再生產和惡性循環。但隨後發現，國家投入大量資金發展公共教育，而富人享受的私立教育質量超過公立教育，教育質量差別又轉化為巨大的收入差別。造成教育質量差別的原因，是公立教師激勵不足。他們不無感慨地對我說，壹旦進入兩極分化陷阱，要花幾拾年的時間才能走出來。他們的話是意味深長的。
拾分清楚，使廣大低收入者轉變為有固定職業、有房產和努力向上的中產者，是避免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戰略舉措，是實現社會和諧的重要內容，實現這個目標不是靠補貼和社會同情所能解決的，有時為了勞動者近期利益做的好事反而不利於其長期利益，因為這些做法往往使勞動者把其低收入的原因歸於社會，而忽視了自身的努力。最重要的是使得勞動者具備適應市場競爭和全球環境變化的能力和韌性。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過：“壹個哲學家和壹個街頭搬運夫的差別，似乎不是由於天賦、而是由於習慣、風俗和教育產生的。”（當時哲學家處於社會頂層）改變落後的習慣，加強教育和提高教育質量，為不同階層的群體提供同等的受教育機會，是減少貧困和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根本出路。在改革開放初期，沒有受過教育的勞動力照樣可以在東莞等地找到出路，但是今天和今後的環境將完全不同。
安東尼·吉登斯在《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壹書中指出：“現代性的特征之壹，在於外延性和意向性兩極之間不斷增長的交互關聯：壹極是全球化的諸多影響，另壹極是個人素質的改變。”我們的教育要使個人心理和能力素質適應全球化的變化，應當更加強調兩個不可分割的內容，首先是價值觀念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具備仁愛之心，敬畏和感激大自然。加強心理教育和引導，使社會公眾在經濟結構和社會轉型加速時期逐步具備心理平衡能力，從自滿、焦慮、抱怨、浮躁、急功近利等不利於社會和諧的情緒中得以超脫。其次是增強適應國際市場競爭能力的教育和培訓，其內容服從國家總體戰略定位的調整。這是減少收入差距和適應全球化發展挑戰的基礎，也是形成國家創新能力的保障。知識界應該增強社會責任，激發勞動者的創業之心，而不是制造對市場機制的恐懼。從國家全球戰略角度看問題，發達國家的老齡化和人口萎縮同時出現，人力資源即將成為短缺資源，人力資本是未來國家競爭力的核心。因此，我們要更加相信教育和重視教育。創新能力是教育質量的函數，教育發展好了，創新成果將接踵而至。最近，比爾·蓋茨提出壹個很有意思的觀點，他認為美國唯壹的優勢是通過開放的教育吸引了全球的優秀人才，使之轉化為創新的優勢。目前，我們的確看到了發達國家培養的人才向我國回流的趨勢，我們需要抓住這個機會，在發達國家享受中國“人口紅利”之後，享受壹次發達國家提供的教育紅利。-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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