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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11-22 | 來源: 秦霂博客 | 有1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因此，人口增長和結構變動在中短期內對經濟增長有影響。人口增速的放慢和加快，導致勞動力資源、消費需求等因素變動，最終帶來經濟增長速度的相應變動；從結構上看，當期勞動力人口和老年人口的增減，會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和下降，也會造成產品養老金成本的增加和減少，在壹個開放經濟中，還會影響出口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
5.提出人口前期快速增長與經濟中後期順利進入後工業社會，存在壹個跨期平衡和推動的效應。壹個國家如果前中期放任人口爆炸式及快速的增長，爆炸形成的人口積累，在30年後的壹個階段中，助推該國快速完成工業化，進入發達的後工業社會；反之，壹個國家前初期就開始嚴格控制人口增長速度，則可能人口儲備規模不夠，出現嚴重的經濟主力人口不足、少子化和老齡化現象，在工業化後期快要進入後工業社會的時候，失去足夠青壯年人口規模的助推力量。前期快速增長的人口儲備積累是發展中國家從現代化起步，未來幾拾年內經濟從低增長到高增長，最後推動其進入工業化社會的重要爆發力；而人口進入低生育率，人口力量萎縮，是壹些新興工業化和老牌發達國家，進入經濟低速度增長，甚至負增長時期的重要原因。
學界認為，影響經濟增長的是少子化和老齡化。我們在研究中提出的壹個重要范疇是經濟主力人口，指20到45歲區間的人口。這部分人口在就業創業創新、投資和消費等方面，均是最富有能力的人口資源和人力資本。這部分人口的增加或者減少，也就意味著勞動力供給，住宅、耐用消費品、汽車、奢侈品購買和消費，創業投資，發明專利和技術產業化等方面的增加或者減少變化。因而，這部分人口規模的收縮或者擴張，對國民經濟繁榮和蕭條的影響較大。
韓國、台灣和中國大陸，在經濟發展階段，具有相同的組合發展模式，即政治上相對集中、經濟上市場化，同時還同屬東亞文化體系，前贰者屬於發達國家和地區，後者屬於發展中國家。以它們為例，從工業化過程比較看，韓台的經濟發展分別始於20世紀60年代和50年代，從GDP增長8%的速度跌下來的年份分別是1998和2003年，高增長了42到48年；而中國如果從人均GDP200美元的1978年後算起，8%速度以前經濟增長的時間為33年，中國大陸與之相比高增長的發展時間分別短了9年和15年。在從8%的增速跌落的年份，中國大陸的人均GDP比韓台少壹半多，人口生育率低於韓台，人口自然增長率低於台灣，略高於韓國，人口老化程度高於台灣和韓國。
6.定義計劃生育“人口坑”的概念，並對其造成的經濟後果進行詳細分析。當壹個國家人口再生產實行政府計劃，而產業運行和發展則由市場機制自動調節時，人口生育和增長既受到政府管制的調節，又受到社會經濟內在自動調節機制的影響，不進行政府控制條件下的人口自然增長線與受雙重調節的人口增長線之間，形成壹個人口坑。如果政府管制較松，人口坑較淺，不影響壹個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邁進的過程，只是在滯後的壹個遠期中，經濟增長可能陷入低迷，如日本；而如果人口坑過深，意味著壹是坑的邊緣過陡，中短期內經濟增長速度快速下降，贰是形成經濟發展的中等收入人口坑陷阱，並陷入長遠期經濟持續低迷的境地。由於中國人口坑減少的1到44歲人口（特別是其中22到44歲最具消費需求、勞動力供給、創業創新等能力）規模近2.17億人之多，使經濟發展在中等收入向發達經濟水平跨越時，經濟增長喪失了在人口增長和人口具有年輕活力時的動力，以人口為基礎的經濟增長推動力受到損害，在工業化後期快要進入後工業化社會的關鍵階段發生了未富先老和未強先衰狀況，使中國經濟失去了可以高速增長10-15年的寶貴時間。
7.指出計劃生育的重大弊端，只能使總量有計劃，但是對人口結構不能通過計劃使其按比例平衡。與對產業運行和發展進行政府集中管理不同的是，對人口再生產實行政府計劃，即計劃生育，只能對新生人口實行計劃，而不能對已經出生各年齡人口進行計劃和再平衡，特別是不能計劃減少老年人口數量，使其與青少年人口數量相平衡。其經濟後果是：勞動力的快速減少導致成本上升，特別是養老金在產品成本中的比例會越來越大，使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發生突然的轉折，並長期可能陷於不利位勢；由於不同年齡人口的邊際消費率不同，對消費增長和需求結構發生較強烈的影響（比如青年人多和老年人少會使房地產業繁榮，而青年人少而老年人多則會使房地產業蕭條——住宅需求增長緩慢甚至停止，因老年人死亡而住宅供應量增加），以至於產業結構也進入快速的轉折期。
當然，對自然生育的政府幹預，如果程度過高和時間太長，由於傳統文化對男女嬰兒家庭偏好的影響，並對不同的民族實行差別化的政策，還導致了人口男女結構的失衡，以及主體民族比例相對萎縮、規模化的少數民族比例快速擴張，造成壹系列的文化、社會、政治等方面的負面後果。-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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