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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7-01-07 | 來源: 自由亞洲電台 | 有2人參與評論 | 專欄: 文革 | 字體: 小 中 大
1949年，16歲的邵燕祥歡天喜地的迎接北平“解放”，繼而慶祝10月1日，對未來的美好社會充滿期待。作為壹個知識青年，他“把自己信任票投給了共產黨，按照當時有些人的說法，我們‘喝了共產黨的迷魂湯’。”
邵燕祥是著名詩人，在“反右運動”和文革中受到整肅迫害，被剝奪發表作品的權利長達20年。重新創作之後，他深刻反思歷史，剖析自己過去的思想歷程。歷經“運動”沖擊，這位體制內知識分子的文字感言，頗具震撼性。
在網上讀到兩篇邵燕祥的自述，壹篇是2015年12月23日《南方人物周刊》發表的專訪，題為“邵燕祥:我的人生是失敗的人生 文革是可恥10年”，另壹篇是“1949和1976全民狂歡是大悲痛後才有的”（摘自《世紀學人自述》，北京拾月文藝出版社出版。原文標題為《邵燕祥自述》）。
邵燕祥的自述，對於未曾親身體驗過文革殘酷的後輩來說，提供了往昔的歷史圖像，是課堂上接觸不到的真實。而對於有著相似經歷的受害者，不論所持觀點是否壹致，他的感受定會撞擊每個人的心靈，促使人們回眸思考。
在文革伍拾年之際，反思中共給個體與民族帶來的創傷，邵燕祥的心路，折射出沉重的聲音。
“黨”與個
邵燕祥根正苗紅。1951年，他擔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記者和編輯，同時嶄露詩歌才情，意氣風發，用手中的筆歌頌社會主義“大好形勢”。
在壹系列運動中，邵燕祥先是看著別人挨整，直到反右時，輪到了他。“土地改革，我是工作隊員；叁反伍反，我是‘打虎隊員’；機關肅反，我是伍人小組成員。此外，抗美援朝、思想改造，我也算得上積極分子，挨整都是別人的事。這壹回反右派，輪到我了。”
邵燕祥於1958年2月被定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開除黨籍，撤職降級，下放勞動。
邵燕祥談到了集體和個人的關系。他說，“最大的革命集體就是黨，沒有解決好個人和集體的關系，就是沒有‘擺好個人和黨的關系’，沒有做到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就是沒有做到壹切以黨的利益為依歸，沒有百分之百地變成‘革命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沒有完全泯沒了個人的意志、個人的思想。因為，領袖人物的個人和黨的‘融合’使他們成為‘黨的化身’，其個人的壹言壹行都代表黨；而普通人的個人和黨‘融合’壹體，就是化為‘黨的馴服工具’了。
這是關於中共“馴服”個體的冷靜描述。此種“馴服”的完成，必須建立在完全泯沒個人意志的基礎上。因此，縱使邵燕祥之輩“披肝瀝膽”的壹次次向黨獻忠誠，戰戰兢兢的自我批評、甚至揭發他人，卻總是達不到標准。因為只要個體良知尚存，就很可能被黨碾碎。中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壹切以黨的利益為轉移，而非遵循天地間的普世價值。在這樣壹個“黨”的領導下，個體們終究會迷失。即使徹底拋棄人性，也不能保證自己哪天不被“黨媽”拋棄。
文革與歷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紅色狂風，拾年動亂，文化巨難，人性浩劫。
關於“文革”，邵燕祥在《人生敗筆》的序言裡懺悔：“在我，無論違心的或真誠的認罪，條件反射的或處心積慮的翻案，無論揭發別人以劃清界限，還是以攻為守的振振有詞，今天看來，都是阿時附勢、靈魂扭曲的可恥記錄。在我，這是可恥的10年。”
大陸知識分子對於“文革”的省思分為幾種類型。其中有壹種人，在苦難過去後重回黨的“懷抱”，續寫贊歌。如邵燕祥這樣以“可恥”定位的並不太多。他勇於承認自己曾經“阿時附勢”，並為彼時的“靈魂扭曲”感到痛悔。
針對邵燕祥的自我救贖，章詒和自問：“我也是被放逐到底層又重新‘復歸’到體制內‘位置’的人。但為什麼我只把自己看成是歷史犧牲品，而沒有意識到我也是歷史的‘合謀者’？”
在痛苦與淚水過後，許多人都曾質問：是誰扭曲了數以億計的靈魂？是誰把民族推向深淵？中華大地，在過去67年裡，承受了最慘烈的滄桑，見證了最駭人的惡浪。中共制造的悲劇，罄竹難書。今天，中共仍然在繼續迫害知識分子和其他各界善良民眾。中共的邪惡本質，注定其無法與人類文明兼容並存。
民族歷史的真相，與每壹個中國人息息相關。所有的個體，都是歷史的閱讀者、見證者、創造者。回望昨日的黑暗，面對今日的嚴峻，我們需要最嚴肅的省思，需要走出無奈和麻木，把握當下、選擇明天。-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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