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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7-01-07 | 來源: 王瑞來博客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不是通常以階級劃分為視角,而是以貫穿於中國史始終的士庶之別觀念為線索,近藤考察從唐末到伍代、宋發生巨大改觀的中國社會。最終目標則是,期望闡明傳統王朝近千年的體制再生產構造。對於這樣壹個難於駕馭的繁難課題,近藤舉重若輕,巧為操作,把科舉作為王朝體制再生產關鍵,將著眼點落在他所熟悉的宋代科舉社會、科舉文化的形成與展開這樣具體的問題上,從而避免了空泛議論,王朝體制再生產的過程與狀況透過宋代得以清晰顯現。這壹考察,為考察宋代以後的中國科舉社會提供了前提,奠定了基礎。
就像敦煌壁畫造像中的“反彈琵琶”,逆向思維往往會觀察到另壹番意想不到的景象,這樣的研究也會得出新穎的結論。歷來,對於科舉,研究者關注的多是“春風得意馬蹄疾,壹日看盡長安花”的金榜題名,卻極少關注那些大量的落第者。近藤指出,科舉其實是每次都產生大量落第者的制度。大多數的應試者終其壹生都未能實現最終的目標。落第者中的多數盡管懷有許多不滿,最後也不得不接受自己的選擇。如此說來,科舉社會建立了讓落第者也信服的機制。這樣直到清朝,科舉超越王朝的交替,持續發揮了傳統社會體制再生產的機能。因此,像納入了這種科舉的傳統社會體制再生產系統的社會,近藤稱之為科舉社會。迄至科舉廢止的贰拾世紀初葉,傳統社會體制就是這樣進行再生產的。
歷史是壹條河,連接著古今。了解中國的歷史,是理解現代中國的不可欠缺的前提。這個淺顯易明的結論,盡管似乎是人盡皆知,但近藤卻做出了自己的解釋。他指出,這是因為,中國人不斷祖述反芻自己的歷史,以此來充實自身並完成自我形成。另壹方面,即使為了理解過去的中國史,將這種祖述和反芻的蓄積過程擺上分析的案板也是必要的。
近藤的研究視野,不僅僅是宋代中國,近現代中國都成為留意和思索的對象。他在《宋代中國科舉社會的研究》壹書的最後,大幅度轉身,將目光從宋代拉回到近現代,把筆觸指向了人們熟悉的魯迅。他指出,位於贰拾世紀前期中國文明批評家最高峰的魯迅,出身於清末紹興的讀書人周家。周家壹族代代進士輩出的同時,也因為苛酷的科舉考試競爭造成了許多人的人格扭曲,出現精神異常,最終導致了作為進士的祖父和應試者的父親因舞弊受罰而家世沒落。魯迅描繪的孔乙己和阿Q正是中國史上士與庶的落魄形象。
宛若黃河九曲回環,終向大海。近藤舉出魯迅為例並未離題。他又將筆鋒拉回宋代,通過魯迅的個案,溝通了宋代科舉社會與近現代的聯系。他指出,如果要追尋其根源的話,就應該是拾壹世紀出現的新的士庶關系。科舉社會正是魯迅問題意識的根柢。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改變了原本的意思。作為露骨地表達士庶社會的用語,迄至清末壹直存活著。洗煉到了極致的禮與法的社會結構,重層多樣與整齊劃壹同在,秩序與混沌並存。“功夫在詩外”,透過近藤對具體內容的敘述,有心的讀者實在可以得到不少方法論的啟示。
贰、近藤壹成教授與日本的中國史研究
日本的宋史研究、甚或是中國史研究,從學術風格與研究傾向上看,在贰拾世紀,大體經歷了壹個從宏觀到微觀的轉化。比如從內藤湖南提出“唐宋變革論”這樣對中國史的整體觀察,到宮崎市定豐富和發展了這壹學說,可以視為宏觀考察。不過,包括宮崎市定在內,還有周藤吉之、中島敏、佐伯富,以及梅原郁等學者,已開始向微觀轉化,專注於制度的考證與復原。正如“唐宋變革論”對海內外的中國史學界影響極大壹樣,贰拾世紀日本學者在制度史方面的研究,也極顯功力,值得報以深深的敬意。正是由於這樣的研究,為此後的中國史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創造了發展的前提。-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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