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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7-01-07 | 來源: 王瑞來博客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不是通常以階級劃分為視角，而是以貫穿於中國史始終的士庶之別觀念為線索，近藤考察從唐末到伍代、宋發生巨大改觀的中國社會。最終目標則是，期望闡明傳統王朝近千年的體制再生產構造。對於這樣壹個難於駕馭的繁難課題，近藤舉重若輕，巧為操作，把科舉作為王朝體制再生產關鍵，將著眼點落在他所熟悉的宋代科舉社會、科舉文化的形成與展開這樣具體的問題上，從而避免了空泛議論，王朝體制再生產的過程與狀況透過宋代得以清晰顯現。這壹考察，為考察宋代以後的中國科舉社會提供了前提，奠定了基礎。
就像敦煌壁畫造像中的“反彈琵琶”，逆向思維往往會觀察到另壹番意想不到的景象，這樣的研究也會得出新穎的結論。歷來，對於科舉，研究者關注的多是“春風得意馬蹄疾，壹日看盡長安花”的金榜題名，卻極少關注那些大量的落第者。近藤指出，科舉其實是每次都產生大量落第者的制度。大多數的應試者終其壹生都未能實現最終的目標。落第者中的多數盡管懷有許多不滿，最後也不得不接受自己的選擇。如此說來，科舉社會建立了讓落第者也信服的機制。這樣直到清朝，科舉超越王朝的交替，持續發揮了傳統社會體制再生產的機能。因此，像納入了這種科舉的傳統社會體制再生產系統的社會，近藤稱之為科舉社會。迄至科舉廢止的贰拾世紀初葉，傳統社會體制就是這樣進行再生產的。
歷史是壹條河，連接著古今。了解中國的歷史，是理解現代中國的不可欠缺的前提。這個淺顯易明的結論，盡管似乎是人盡皆知，但近藤卻做出了自己的解釋。他指出，這是因為，中國人不斷祖述反芻自己的歷史，以此來充實自身並完成自我形成。另壹方面，即使為了理解過去的中國史，將這種祖述和反芻的蓄積過程擺上分析的案板也是必要的。
近藤的研究視野，不僅僅是宋代中國，近現代中國都成為留意和思索的對象。他在《宋代中國科舉社會的研究》壹書的最後，大幅度轉身，將目光從宋代拉回到近現代，把筆觸指向了人們熟悉的魯迅。他指出，位於贰拾世紀前期中國文明批評家最高峰的魯迅，出身於清末紹興的讀書人周家。周家壹族代代進士輩出的同時，也因為苛酷的科舉考試競爭造成了許多人的人格扭曲，出現精神異常，最終導致了作為進士的祖父和應試者的父親因舞弊受罰而家世沒落。魯迅描繪的孔乙己和阿Q正是中國史上士與庶的落魄形象。
宛若黃河九曲回環，終向大海。近藤舉出魯迅為例並未離題。他又將筆鋒拉回宋代，通過魯迅的個案，溝通了宋代科舉社會與近現代的聯系。他指出，如果要追尋其根源的話，就應該是拾壹世紀出現的新的士庶關系。科舉社會正是魯迅問題意識的根柢。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改變了原本的意思。作為露骨地表達士庶社會的用語，迄至清末壹直存活著。洗煉到了極致的禮與法的社會結構，重層多樣與整齊劃壹同在，秩序與混沌並存。“功夫在詩外”，透過近藤對具體內容的敘述，有心的讀者實在可以得到不少方法論的啟示。
贰、近藤壹成教授與日本的中國史研究
日本的宋史研究、甚或是中國史研究，從學術風格與研究傾向上看，在贰拾世紀，大體經歷了壹個從宏觀到微觀的轉化。比如從內藤湖南提出“唐宋變革論”這樣對中國史的整體觀察，到宮崎市定豐富和發展了這壹學說，可以視為宏觀考察。不過，包括宮崎市定在內，還有周藤吉之、中島敏、佐伯富，以及梅原郁等學者，已開始向微觀轉化，專注於制度的考證與復原。正如“唐宋變革論”對海內外的中國史學界影響極大壹樣，贰拾世紀日本學者在制度史方面的研究，也極顯功力，值得報以深深的敬意。正是由於這樣的研究，為此後的中國史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創造了發展的前提。-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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