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17-01-28 | 來源: 采桑子博客 | 有3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朱羲農案：朱原為中國茶葉公司總經理，1944年豫湘桂戰役中他利用搶運儲存茶葉的卡車私運商貨，牟取暴利，被查出後逮捕。
抗戰中後期，各級權力機構貪污現象比比皆是，從中央政府的孔祥熙等大員到地方的保甲長，都不同程度存在以權謀私、中飽私囊、揮霍浪費行為。
“開明專制”代替法制
蔣介石試圖以開明專制治國，輕視法制建設，導致其反腐失敗。
制度建設欠缺，行政效率低下，各級機關人浮於事是國民政府政治腐敗的另壹表現。蔣介石雖然為行政制度化程序化作了壹定努力，但他事必躬親、獨攬權力的做法首先動搖了國民政府程序化的行政基礎。蔣壹人身兼國民黨總裁、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行政院長、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國民參政會主席團主席、中中交農肆行聯合辦事總處主任、中央設計局總裁等多項重要職務，集黨政軍最高權力於壹身，權力制衡與監督機制被破壞。另外，蔣對法制建設也缺少熱情，他曾明確表示：“天下只有治人，沒有治法”；“倫理的教義，比較法制更積極，更自然，亦更能深入於人心。”開明專制的傾向極為濃厚。
但是，開明專制對統治者素質的要求其實是極高的。且不說蔣的統治基礎、知識背景和性格修養能否達到開明專制的要求，僅就其政治能力言，就讓人懷疑。如在人為造成的冗繁事務中，蔣經常弄到糊塗的地步。馮玉祥日記中記載，他早就送交蔣的報告，卻被蔣催問，當馮告知實情時，蔣“屢說對不起，復問余之督練拾條。余亦答以今早即送來，蔣先生亦未收到，更為難過”。這樣的事例屢見不鮮。由於制度建設缺乏，中央政府的蔣介石個人擅權局面又在地方各大小諸侯的身上層層上演，權力監督和行政效率成為空中樓閣。曾在國民政府擔任高職的蔣廷黻回憶：“壹項新措施在立法時，人們都很認真。壹旦立法完成人們就把它淡忘了。政府中公文往來的確很多，但詳細計劃卻很少，至於談到努力不懈地去實施改革，那就越發的少了。”張治中也談到：“舉凡壹周兩周可以解決之問題，往往拖延至壹年半年尚未能得到結論。”法律條文、規章制度往往形同具文。如史迪威觀察到的，蔣介石“發布命令，每個人都鞠躬言‘是’。但誰也不幹什麼。他了解盜竊和腐敗的全部情況，但他沒有治愈這壹問題的力量……他也了解全部惡劣條件，但他做不了什麼。”
基層組織的狀況加劇了國民政府的腐敗。雖然推行保甲、實行新縣制，國民政府對基層組織的控制並不嚴密。基層社會及政權的控制權仍牢牢把握在壹些傳統士紳及權貴手中。如當時有人注意到：“各地方土劣勢力年來以谷價高昂有增無減，縣參議會為其把持者實不在少。”“如果官紳好，縣政進行有些辦法，而老百姓也可以少吃壹點苦，不然縣長與土劣勾結，老百姓真是冤苦無處可告。”上級機關監督不嚴，百姓又習於順從，國民政府為完成地方自治設計的鄉鎮保民大會多屬有名無實，基層官吏乘機大肆營私舞弊，欺壓鄉民：
鄉村派款……種種名目，繁雜不可爬梳，則更廣及於壹般貧弱下戶及貧苦佃農，每戶每年亦皆負擔數百元以至數拾元不等。據各方報告壹不法之鄉鎮保長有貪贓數拾百萬之多。
不受約束的權力不斷膨脹，其向百姓的需索是無底線的，基層官員苛剝百姓達到這樣的程度：“有的地方開會送通知，甚至都向人民要錢。”
權力的濫用和社會結構的不合理，導致了嚴重的社會不公。權勢階層可以憑借權力牟取暴利、揮霍享受、欺壓百姓，而普通百姓的權利卻難以保障。普通百姓遭受權力機關及權貴、軍警欺壓、凌辱、訛詐、毆打、殺害的事件時有所聞，人民財產被強行征用、非法沒收甚至被權貴占為己有的現象也多有發生。重慶發生特務公然槍殺工人胡世合的惡性案件，引起工人與政府之間的嚴重對峙，在全國造成很大影響。1944年5月召開的國民黨中央拾贰中全會宣言承認：“各地人民不免有因各種服務人員之玩忽職務，而受意外之損害者，或因逾越職權之措施，而遭法外之苛擾者。”同年11月召開的國民參政會叁屆叁次會議上，30多名不含政治色彩的代表聯名提出要求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提案，特別強調如下幾點：
人民應納糧額，應照法定手續交納。如有不法抑勒敲剝被害人得向法院告訴。
保甲經費應由政府規定統收統支，不得由鄉保自行征斂。
政府如有特別必要，向人民派款或購糧，須由中央按照國家總動員法確定擬派標准，配賦各縣市。由各縣市組織配額分攤委員會按照各戶田畝及財力，公平分攤。不得由地方官及承辦人員任意指名勒派，上下其手。
由政府嚴令軍隊，不得直接向人民征取馬幹給養，尤其不得派款購糧。
這些，本為政府行政和社會公正的最基本要求，但就是這些最基本的原則，當時社會也遠遠無法做到，參政員們的要求，毋寧說還是壹種奢望。-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
原文鏈接
原文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