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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7-02-22 | 來源: 歷史重讀 | 有3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朱元璋的統治原則，是消除壹切可能不利於江山穩定的因素，斷絕與外部世界的壹切聯系，禁止海上貿易，閉關鎖國，由官僚包辦壹切事情；對內是全面社會控制，打擊商人大戶，避免商人財富增長可能對政權帶來的挑戰。當時的命令規定，商人外出經商，必須經官府嚴格審核，發給通行證才行。在他的統治下，大明社會變成了壹個村莊，無事不相往來。大明成了壹個大監獄，各級官員都是獄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獄規，則懲罰立刻劈頭而來：“充軍”、“斬首”、“亂棍打死”……
隨著明代社會的日益腐敗，幾乎每個社會成員都學會了顛倒的社會規則：“故夫飾變詐為奸軌者，自足乎壹世之間；守道循禮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底層百姓無條件地接受了流氓規則，他們相信，“強中更有強中手，惡人須服惡人磨”。對待社會上的不合理，只能用另壹種不合理來壓服。因此，明代後期底層社會風氣極為敗壞，造假之風大興。假銀子雖古已有之，可到了明代，其種類之繁、名目之多、手段之精、工藝之巧，都超越了歷代，可謂登峰造極。流氓性格從明代開始，成為中國人性格中壹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到了清朝也是如此。清朝入關以前，經常跑到關內燒殺搶掠。清兵向努爾哈赤匯報時，是把人、馬、牛、驢混到壹起的，因為滿族人是從奴隸社會直接發展過來的，所以滿族大臣喜歡在皇帝面前自稱奴才。這樣壹個落後的社會體系，靠暴力統治中國，殺光了有血性的男兒，給中國發展造成了大倒退。清朝的幾代皇帝前仆後繼，對知識分子大興文字獄，動不動就滿門抄斬，讓壹個民族徹底停止了思考，變為壹具僵屍。當時的清代名臣張廷玉有壹個習慣，下朝歸家後把身上帶的有字的紙條都要燒掉，也很少跟別人通信。因為家裡有文字，將來壹旦犯事都會成為罪證。清代的帝王首次提出，大臣應該像狗壹樣地為皇帝服務，臣子不但身體要屬於君主，心靈也應該屬於君主，不應該有任何獨立意志、個人尊嚴。雍正皇帝在《朋黨論》中說：“你們各位大臣如果將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是非畫壹，則不敢結黨矣。”乾隆更提出了壹個著名的理論：“奸臣”固然並非國家幸事，“名臣”的出現其實也不是什麼好事。國家只需要唯命是從辦事敏捷的奴才。他說：“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壹百多年的文字獄運動，如同把整個社會放入壹個高壓鍋裡進行滅菌處理，完成了從外到裡的“全面清潔”，消滅了壹切異端思想的萌芽，打造了壹個清代皇帝們自認為萬代無虞的鐵打江山。用乾隆皇帝的話來說，就是：“前代所以亡國者，曰強藩，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無壹仿佛者。”
在明代的專制基礎上，清代皇帝積叁代百余年努力，建立了中國歷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制統治，把民眾關進了更嚴密的專制統治的籠子裡，把束縛中國兩千年的專制政體修補、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但可以看出，從清朝到民國，很多社會管治辦法，其實還有明朝的陰影。
06
怎麼改造國民性
西方人認為，中國自秦始皇之後兩千年是壹個僵化的歷史，用黑格爾的話說，中國的時間停止了。但從中國人的角度看，秦始皇以後，中國的皇朝歷史也是不斷演進發展變化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集權專制和統治技術，發展越來越精微，越來越牢不可破。它已經滲透、融化在國民性當中--也正因此，轟轟烈烈的國民性改造運動，鮮有成效者。從梁啟超到魯迅甚至毛澤東的“文革”，有壹個共同的主題--改造中國人，改造每個中國人的思想。但改造了壹百年，我們整個民族的素質好像變化不是很大，甚至有些方面還有退步。比如前兩年發生的小悅悅事件，在中國以前的朝代，幾乎不可能出現。這是否證明中國這壹百年的改造運動是有問題、有誤區的？
從春秋戰國壹直到元明清，國民性的不斷退步告訴我們：不同的制度背景，對民眾的素質有決定性影響。在制度建設沒有根本改觀的前提下，期待國民性的徹底改造是不可能的。壞的制度可以激發人性中惡的成分，使人性更為扭曲，好人也有可能變成壞人；好的制度固然不能使壞人變好人，但至少可以限制壞人，使之不敢肆無忌憚地做壞事--這是胡適的思路，也是被歷史證明的路徑。但胡適被我們遺忘太久了。-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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