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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7-04-01 | 來源: 《我們懺悔》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文革 | 字體: 小 中 大
【劉伯勤，文物保護工作者。1952年出生，“文革”中曾下鄉插隊、在濟南火車站做工，1978年入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學習，1982年畢業，先後在濟南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濟南市文化局從事文物保護、管理工作。2007年退居贰線，參與地方文獻整理。2012年退休。】
1966年夏，我14歲，在山東省濟南壹中讀書，老初壹，就是所謂“老叁屆”中最低的壹屆。我們這壹屆，是“文革”前入學（1965年）的最後壹屆初中生，也是“文革”時最小的中學在校生。
我們學校，建於20世紀初，是濟南也是山東省最早的新式中學之壹，原稱省立壹中，占地面積廣大，教學設施、實驗設備齊全。學校有壹大群優秀教師，學生經初中、高中兩次篩選，高考入學率很高，“文革”前是濟南市重點中學，學子並家長都趨之若鶩。中共濟南市委自然也很重視，這點從幹部配備上也可看出：校長王葦塘，老革命，教育家，行政13級；副校長朱琳（女），老革命，行政14級；黨支部書記王景叁（女），行政15級。僅上述條件，與其他中學就拉開了距離。
我的家庭，“文革”前住在山東省政協大院宿舍裡。“文革”前夕的政協，已從解放初的具有立法權力的議會性質機構變成純粹的統戰機關。當時山東省政協的領導是壹些年齡大、資格老、聲望高但已不適合在壹線頂崗的老幹部，或者級別較高但在黨內斗爭中犯了錯誤，或有這樣那樣問題被控制使用的幹部。駐會常委、委員，則是些黨內高齡同志、著名民主人士、國民黨軍起義或被俘將領、民族資本家以及被打成右派的高級知識分子等。機關內設機構，則比照廳局級機關設置。
“文革”的爆發，可以說是“救”了我
1966年6月的某周，適逢我們班勞動。記得壹天下午，我們幾個同學用地排車往學校拉東西，班主任許俊源老師迎上我們說道：“明天起學校不上課了，我們班也不勞動了，參加‘文化大革命’。”
那年春天以來學校就不平靜了，批《海瑞罷官》、“叁家村”、《燕山夜話》，好像也刮拉（牽連）上了本校的老師。但那些我都不甚了解，我只關心這“不上課”，是這壹周不上課了，還是怎麼著。就問道：“是這星期不上課了，還是永遠不上課了？”許老師頓了壹下，看了我壹眼，神情有些黯然地說：“永遠不上了！”
多少年以後回想起這壹幕，他當時的眼神、口吻，我都歷歷在目！許老師興許是可憐我的少不更事，又不能明講，才這麼說。我們哪裡想得到這些，立刻“啊……”歡呼了起來。別的同學或許想的只是不上課可以玩兒了，對於我，還包含著解除了留級的危機！啊，我解放了！
“文革”前小學升初中，也是考試入學，能升入壹中的，都是原來小學的尖子生。但進入中學後還是產生了分化，像我，就沒從新鮮勁兒裡轉出來：上課根本不認真聽講，老琢磨著玩兒的事，學習很快就落下了。最差的是英語，幾乎沒背過幾個單詞，到後來，上英語課幾乎像聽天書，老師和同學讀課文，我根本不知所雲。再就是代數，就感覺有越來越多的題不會做了，下學期期中考試，竟得了59分，不及格。老師批評我，反認為是老師跟我過不去，就幹脆琢磨起怎麼對付他，絕對屬於班裡的“瑣矣（調皮、搗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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