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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7-04-11 | 来源: 惠风博客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关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胡乔木敢和要作报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硬碰硬”。胡耀邦一直对计划经济有微词，主张发挥市场的作用。
胡耀邦支持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一词，在今天看来，是一个极为普通的词；但是，在改革初期的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探索经济体制改革时，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词。从经济学家到中央高层，对这个词大多避之若鹜。
“革命导师的经典着作”没有就不能用
为何如此？
中共党内理论家邓力群的话可以解释。1979年8月27日，他在国家经委和全国总工会联合举办的第三期企业管理研究班的讲话中说：“首先是同志们提出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如何理解的问题。有的同志查了革命导师的经典着作，没有查出用过‘市场经济’这一术语。‘市场经济’的提法在资本主义国家很流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常常是把它和资本主义经济作为同义语。在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的学者写的书籍和文章中，也开始使用这个术语，但是含义究竟是什么，似乎看法也不大一致。我考虑，我们还是不用好一点。”（《谈谈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
以当年改革新词汇的提出必须有“革命导师的经典着作”之本，以当年“兴无灭资”的话语体系，加之以当年邓力群的地位--从1980年到1987年，他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负责中央文件的起草和中央决策之前的调研，他的这句“我考虑”，基本上是一个群体的“考虑”。更何况，还有一个比他地位高、掌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和他有一致的“考虑”呢。如果中央高层有人在讲话中不这样“考虑”，他们会提醒甚至修改；如果经济学家不这样“考虑”，那挨批是躲不过的。
既要探索经济体制改革，又要避开这个词，咋办？那就从“革命导师的经典着作”中寻找词汇呗。于是，“市场调节”就成为一个有所本的词汇了。
李先念首提“市场经济”
邓力群自述中说，是陈云在下文要提到的“提纲”中第一次使用了“市场经济”这个词：“在中国、在我们党内，在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很少用，他是第一次使用。”（P142）
其实，早在陈云这份提纲之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就用了这个词。
1878年9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作总结时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虽没有展开论述，却引起了经济学界的重视”（《李先念传》P1069）。据薛暮桥回忆：“在1978年7月到9月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有的同志提出，为了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现行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必须改革，建议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体制。”（《薛暮桥回忆录》P346）“
曾任陈云秘书的朱佳木披露，”这句话虽然在会后印发的文件中没有写上，但当时在场的人听到了，而且记了下来，作了传达。“（朱佳木：《谈谈陈云对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思考》，《党的文献》2000.3。下文涉及到朱佳木的说法，均来自此文）
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在听取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汇报时说：我同陈云同志谈，他同意，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国内要竞争一下，不管东西好坏，都由商业部门收购不行。允许工厂自销，也可代销。实在不像话的要关一批（《李先念年谱》第六卷，P13-14）。朱佳木认为，这是陈云和李先念共同的意见，他用的词是”他们的意见“。
半个月以后，也就是1979年3月8日，陈云在一份提纲中也用了”市场经济“这个词。不过，和他与李先念的意见有所不同。
“提纲”主要讲了什么
陈云这份提纲，后来被冠名为《计划与市场问题》，最早发表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内部刊物《文献与研究》1982年第5期上，后收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以及《陈云文选》。
以我的理解，这份提纲中，陈云主要想表达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批评“有计划按比例”工作做的不好。他认为，“现在的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计划又时常脱节，计划机构忙于日常调度”，“计划权力太集中”。
有鉴于此，陈云重点说出了第二层意思：“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他并强调：“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
陈云两次用了“市场经济”这个词。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一处外，文中另一处说：“南斯拉夫受到苏联打击后，没有办法，只有大撒手，让市场经济部分大发展。看来那时计划部分太少，所以后来逐步增加了计划部分。”
李先念讲“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陈云虽然两处用到“市场经济”这个词，但大致是用“市场调节”代替“市场经济”，并将二者“相结合”的平行关系，改为“从属”关系。
即使如此，邓力群还是觉得不应该出现“市场经济”这个词。他在自述中说：“当时我们好像提出个疑问，说‘市场经济’这一用语和我们过去的用语不一样，在他的文件或文章里，是不是改变一下。我们建议用‘商品经济’，并做了些文字修改，他没有接受。我们还建议陈云同志把这篇稿子作为中央文件发出去，他也没有接受。”（P142）
因此，这份提纲收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和《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时，把提纲中的一处“市场经济”，改成“市场调节”；“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改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这两种经济比例的调整”。另一处，即讲到南斯拉夫的经验教训那一处则保留。编者还说：“可见当时对于市场经济还是多少带有贬义的。”（王梦奎：《编选陈云着作的回忆》《百年潮》2012.6）
与此相适应的是，1979年4月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李先念讲话中，讲到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应遵循的方向和原则时，把“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作为第一项，再也见不到“市场经济”的字样。
朱佳木说：“据我分析，这个话本身就是由陈云同志提出、通过李先念同志讲出来的。”若如此，则陈云还是接受了邓力群的意见。
由此，产生了一种“从属说”。
邓小平不避讳“市场经济”，主张“平行说”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直言不讳地用了“市场经济”这个词。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央负责同志对外宾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P52）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说：“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其中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民主管理，发展专业化和协作，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先进技术和中等技术相结合，合理地利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等等。”（《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P246-247）
这里，邓小平虽然不再说“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也没有接受陈云的“从属说”，而是说“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可以称之为“平行说”。但这样说，在当年也不行。1983年《邓小平文选》第一版时，仍然被改成“从属说”：“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直到1994年出版新版时才改回原样，并在注释中作了说明。
中央文件采用“从属说”
在邓力群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护卫下，陈云提纲中的的第二层意思，逐渐形成一种表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体现在随后不久诞生的中央两个重要文件中。
第一个是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件明确说：“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
据参与文件起草的卢之超回忆：“1981年6月22日下午，开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组召集人会议，汇报讨论即将大会通过的决议稿，对于各组提出的许多问题，还有不少讨论，并且定了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也是直到最后，由陈云亲自定了提法，即‘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后来，赵^紫^阳又紧接着加上一句：‘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海边忆往》，P84）
问题拖到最后，才由陈云亲自定盘子，可见在“从属说”和“平行说”的取舍上，依然存在大的争论。
同样的争论，在起草中共十二大报告再次发生。据卢之超回忆：早在报告起草之前，主持起草报告的胡乔木，已经觉察到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表述在“上层意见不一致”，他坚持要把“从属说”，即“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写进报告，“贯彻这个方针”。
为此，胡乔木、邓力群做了不少的幕后工作。
第一项工作，1981年4月，邓力群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了一份材料，按照对计划和市场的态度，有倾向性地将经济学家划分为四类。在第一类中，摘引了一些人关于坚持以计划为主的言论；而薛暮桥、廖季立、林子力、等主张宏观经济由计划调节，微观经济由市场调节，或国家计划也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的，则被划为第四类。
有了这份材料作先导，学界开始公开批评主张“平行说”，弘扬“从属说”（参见《薛暮桥回忆录》），P376）。
第二项工作，胡乔木亲力亲为。1982年8月，胡乔木让参加起草十二大报告五人联名给他写一封信，他再批发中央。
5人信中，批评一些经济学家关于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把企业办成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由市场调节、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要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营方式等意见，都是“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错误观点”。信中提出：“在我国，尽管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做这样的概括，那就会把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之间共同占有、联合劳动的关系，说成是商品等价物交换的关系；就会认定支配我们经济活动的，主要是价值规律，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这样就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吴敬琏访谈录：《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论争》，《百年潮》1998.2）
两项工作的同时，胡乔木又敢和要作报告的总书记胡耀邦“硬碰硬”。胡耀邦一直对计划经济有微词，主张发挥市场的作用。据卢之超回忆：报告在开始务虚议论和提纲的讨论中，二胡就争论不断。“胡耀邦坚持按他的主张写，批判他所不同意的观点；胡乔木就说明当前情况和中央方针，不同意按他的意思写”，气氛紧张。“后来胡乔木急了，说这不是你个人的讲话，这是代表中央向代表大会的报告，得按中央决定的精神起草，如果你一定要按你的主张写，我得请示小平、陈云等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这时耀邦才冷静下来，说不要着急，我们好好商量。后来还是把他的看法报告了邓小平和陈云等人，结果否定了耀邦的意见，都主张由乔木按中央精神主持起草，此后一直到完稿，胡耀邦就没有再管”（《海边忆往》，P91-92）。
结果，十二大报告再次确认：“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
再说几句话
陈云在“从属说”，在一段时间内，成为“重要文献”中的决策表述，多年来一再被一些人提及，陈云百年或百十周年诞辰，更是少不了赞誉。如，参与《陈云文选》的编辑者王梦奎有《编选陈云的回忆》（《百年潮》2012.6），有林有《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研究和宣传的情况》（《陈云研究述评》P850）等。
当然，对于上述作用，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如，经济学家吴敬琏就认为，十二大确立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使“国有企业改革失去了方向”（吴敬琏、马国川：《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P65-66）；经济学家高尚全认为，“为什么提出要以计划经济为主，是因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是必须要坚持的，市场调节只能作为辅助作用。一个是社会制度，一个是手段和方法，这两个东西是不对称的。要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要么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要么计划与市场”（《百年潮》2009.2）；他甚至认为，这是对1979年11月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左’的干扰”（《深化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炎黄春秋》2006.9）。老资格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在肯定这一方针“为改革的起步开拓了道路”的同时也指出：“这一方针不应当被当作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因为它仍以行政指令性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薛暮桥回忆录》P377）。
梳理改革历史，对改革目标有不同的看法，有争论，有反复，很正常。开放改革与高层决策，当下之需与未来走向常常打架；经济撞击政体，政治笼罩经济，经济呈现意识形态；一个中心时而退隐，两个基本点常常左右手互博。争论，基本是常态化。
由刻意避开“市场经济”改为“市场调节”，再到“平行说”和“从属说”的争论，也是这种常态化的生动例子。-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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