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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7-04-11 | 来源: 惠风博客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第一个是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件明确说：“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
据参与文件起草的卢之超回忆：“1981年6月22日下午，开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组召集人会议，汇报讨论即将大会通过的决议稿，对于各组提出的许多问题，还有不少讨论，并且定了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也是直到最后，由陈云亲自定了提法，即‘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后来，赵^紫^阳又紧接着加上一句：‘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海边忆往》，P84）
问题拖到最后，才由陈云亲自定盘子，可见在“从属说”和“平行说”的取舍上，依然存在大的争论。
同样的争论，在起草中共十二大报告再次发生。据卢之超回忆：早在报告起草之前，主持起草报告的胡乔木，已经觉察到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表述在“上层意见不一致”，他坚持要把“从属说”，即“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写进报告，“贯彻这个方针”。
为此，胡乔木、邓力群做了不少的幕后工作。
第一项工作，1981年4月，邓力群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了一份材料，按照对计划和市场的态度，有倾向性地将经济学家划分为四类。在第一类中，摘引了一些人关于坚持以计划为主的言论；而薛暮桥、廖季立、林子力、等主张宏观经济由计划调节，微观经济由市场调节，或国家计划也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的，则被划为第四类。
有了这份材料作先导，学界开始公开批评主张“平行说”，弘扬“从属说”（参见《薛暮桥回忆录》），P376）。
第二项工作，胡乔木亲力亲为。1982年8月，胡乔木让参加起草十二大报告五人联名给他写一封信，他再批发中央。
5人信中，批评一些经济学家关于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把企业办成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由市场调节、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要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营方式等意见，都是“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错误观点”。信中提出：“在我国，尽管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做这样的概括，那就会把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之间共同占有、联合劳动的关系，说成是商品等价物交换的关系；就会认定支配我们经济活动的，主要是价值规律，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这样就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吴敬琏访谈录：《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论争》，《百年潮》1998.2）
两项工作的同时，胡乔木又敢和要作报告的总书记胡耀邦“硬碰硬”。胡耀邦一直对计划经济有微词，主张发挥市场的作用。据卢之超回忆：报告在开始务虚议论和提纲的讨论中，二胡就争论不断。“胡耀邦坚持按他的主张写，批判他所不同意的观点；胡乔木就说明当前情况和中央方针，不同意按他的意思写”，气氛紧张。“后来胡乔木急了，说这不是你个人的讲话，这是代表中央向代表大会的报告，得按中央决定的精神起草，如果你一定要按你的主张写，我得请示小平、陈云等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这时耀邦才冷静下来，说不要着急，我们好好商量。后来还是把他的看法报告了邓小平和陈云等人，结果否定了耀邦的意见，都主张由乔木按中央精神主持起草，此后一直到完稿，胡耀邦就没有再管”（《海边忆往》，P91-92）。
结果，十二大报告再次确认：“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
再说几句话
陈云在“从属说”，在一段时间内，成为“重要文献”中的决策表述，多年来一再被一些人提及，陈云百年或百十周年诞辰，更是少不了赞誉。如，参与《陈云文选》的编辑者王梦奎有《编选陈云的回忆》（《百年潮》2012.6），有林有《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研究和宣传的情况》（《陈云研究述评》P850）等。
当然，对于上述作用，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如，经济学家吴敬琏就认为，十二大确立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使“国有企业改革失去了方向”（吴敬琏、马国川：《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P65-66）；经济学家高尚全认为，“为什么提出要以计划经济为主，是因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是必须要坚持的，市场调节只能作为辅助作用。一个是社会制度，一个是手段和方法，这两个东西是不对称的。要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要么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要么计划与市场”（《百年潮》2009.2）；他甚至认为，这是对1979年11月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左’的干扰”（《深化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炎黄春秋》2006.9）。老资格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在肯定这一方针“为改革的起步开拓了道路”的同时也指出：“这一方针不应当被当作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因为它仍以行政指令性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薛暮桥回忆录》P377）。-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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