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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7-04-22 | 来源: sanguan博客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文革 | 字体: 小 中 大
作为开创人之一，投身于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作为总体设计部主任和地空导弹型号的副总设计师，领导和参加我国地空导弹初期的仿制与研制。先后担任中国自行研制的液体弹道式地地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的副总设计师，洲际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
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横遭批斗。
周光召：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
１９５８年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粒子的螺旋态振幅，并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方法。是世界公认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参加领导了爆炸物理、幅射流力学、高温高压物理、计算力学等研究工作。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中作出贡献。
文革中，“周光召在单位受冲击得最厉害，因为他1957 年就出去了，并未经历反右斗争，所以他说话都很直率，再加上出身也不好，家被红卫兵抄了三四次之多，许多过去珍贵的照片都丢失了，替他们照顾小孩子的岳父母赶回乡下去了! 那个时候周先生一方面要接受批判，一方面照样抓紧氢弹的研究工作，其困难可想而知。”（欧阳钟灿 牟克雄等 《周光召从事物理工作55周年及对理论物理所的卓越贡献》）
杨嘉墀：中国航天科技专家和自动控制专家、自动检测学的奠基者，两弹一星元勋。
1963年初，国防科委向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下达研制核爆炸试验用测试仪器的任务(即“21号任务”)，内容包括火球温度测量仪、冲击波压力测量仪和现场地面振动测量仪等，杨嘉墀负责技术抓总工作。他提出了采用反馈式光电倍增管线路的大量程温度计方案和采用变磁阻式压力传感器的方案。他和参加这项工作的科技人员一起加班加点，1964年3月完成了研制工作，为1964年10月我国第一次原子弹试验以及后来1965年和1966年的两次原子弹试验的顺利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嘉墀被停止了一切行政职务，下放到单位食堂劳动。
但他不屈不挠，在可能的条件下坚持工作。文化大革命”中的杨嘉墀，白天要写检讨，只有到了晚上，他才能悄悄地到实验室工作。
陈能宽：金属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以后从事原子弹、氢弹及核武器的发展研制，领导组织了核装置爆轰物理、炸药和装药物理化学、特殊材料及冶金、实验核物理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网络上并未找到陈能宽受迫害的直接文字，但据许鹿希回忆：“他们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对科学什么都不了解的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预备性小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其实，那只是因为仪器放歪而未测到中子。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总命令把邓稼先召回北京，于是，那边的事情就走漏出来了，于敏、陈能宽、胡思得等一批人也就得救了。从此之后，“221”就再没有打死过一个人。”嘿嘿，看来陈能宽很可能被打死。
陈芳允：无线电电子学、空间系统工程专家，两弹一星元勋。
担任人造卫星地面观测系统管理局的技术负责人，参加了中国回收型遥感卫星测控系统方案的设计和制定工作。
文革开始后，被撤职，下放到陕南一工厂当工人进行“锻炼”、“改造”。
任新民：航天技术和火箭发动机专家，两弹一星元勋。
新中国第一代航天专家，集中国新一代液体运载火箭、中国第一代通信卫星、中国第一代气象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于一身。在第一代通信卫星——中国试验通信卫星工程中担任总设计师和技术总指挥，被航天人亲切地称为“总总师”。
网络上并未找到任新民受迫害的直接文字，只找到“即使是在“文革”中受冲击时，他就去读史，保持着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光明日报《任新民：中国航天事业先驱》）
孙家栋：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元勋。
1967年以前，先后领导和参加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液体中近程弹地地导弹与液体中程弹道地地导弹的研制试验工作。1967年后，开始从事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试验工作。在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中，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主持完成卫星总体和各分系统技术方案的修改工作。
文革时，中国人造卫星计划早期领导人赵九章、钱骥受到冲击，孙家栋受命为卫星计划技术总负责人。
据戚发轫回忆：“文革”中说孙家栋也有历史问题，就靠边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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