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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7-05-02 | 来源: 费清博客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梁振英上台这5年，先不要说港独不港独，深层次矛盾究竟解决了多少？有没有能力解决？如果解决不了，香港的体制就会出问题，病毒导致细胞恶化。爆发出来的症状之一，就是民望最高的曾俊华在爱丁堡广场召开了一个小型的占中行动。或许曾俊华自己也没有想到，有几万人在网络上一呼百应，全部都去支持他，他的形象、行为、言论以及政纲却被大多数人视为一个希望的象征。现在民望高的曾俊华落选，反而民望低的林郑月娥当选，这是什么问题？
记者：你提到三个关键词，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面向大陆，另一个是一带一路。我们知道，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香港深层次矛盾的解决的确需要主动面向大陆。至于一带一路，香港原本可以依托于这样的平台和契机来化解自身的矛盾，却在火车启动后选择了跳车，不得不让人深思。
陶杰：这应不应该是个理论问题。中国人要走出去，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在一带一路前，广西、浙江、福建等地的很多人就自己跑到欧洲了。这不需要政府去号召，根本就是一种市场流动的行为。再加上中国文化“穷则变、变则通”，中国人是非常灵活的，也很勤劳苦干。
因为香港这个一小盘水，年轻人不肯跑出去，这其中包含了三个因素。首先，大学教育太普及了，80、90后都是富裕的一代，他们从小成长有菲佣照顾，娇生惯养，不劳动不干活，所以对劳动、对贫穷甚至对奋斗都没概念，这是互为因果的。其实在大陆，这样的阶层也在慢慢形成，只是因为大陆人口基数大，还有许多民工，所以症状不明显。香港地方小，集中在一起，就会被放得很大，看得很清楚。。可以说，香港今日的情况便是大陆城市人口下一代的明天。
其次，很多传统的手工艺找不到人来学。比如传统的裱画工厂现在有空调、冷气的设备，但仍没有人愿意入行。因为现在是动漫的一代，手机的一代，一般人专注力低，但人类学外语、学小提琴等时间从未缩短，试问香港这一代怎么去开阔视野？去大陆闯还是从头再来？当这个专注广度（Attention Span）的时间比例已经发生了结构性改变，是很难做到的。
第三，可能就要怪一国两制。香港的社会规则在英国统治时期就铺设得比较好，即便是劳工，也有完善的法律去追讨。现在让港青去大陆发展，一过境就要适应另一制的社会制度。如果是内地人，或许觉得海阔天空，大有可为，可对港青来说有好多细节，你们比我更清楚三个字，叫潜规则。面对五光十色的潜规则，港青在心理上不能适应。我并没有说谁对谁错，总之就是一国两制不一样。毕竟，有很多香港人也去了大陆，而且发展得很好，比如徐克、周星驰等，很有才华，适应能力很强，也赚到了钱。可一般在香港学会计的、学法律的、学工商管理的，你让他怎样离开香港这个环境呢？
陆港距离因果之辩多维：除了专注广度的时间比例以及对于大陆各种潜规则的不适应外，可能多数港人心理层面对于大陆的既定认知起着很关键的作用。我们知道，六七暴动对于港人心理结构的影响非常深远，后来发生的六四事件同样如此。你从左派学校培侨中学出来，也经历过六七暴动和六四事件，如何看待这两起核心事件对于港人心理结构的影响？
陶杰：六七暴动到六四其实是上一代的问题，与80、90后没有关系，他们是没有记忆的一代，是全球化的一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代，是在一国两制矛盾和冲突下长大的一代，也是我要真普选的一代。像我们这一代，跟你们的父母有类似的体验，经历过六七年那种文革恐怖的日子，也经历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然后再到1989年的六四事件。不得不说，从1979年到1989年，是中国最有希望的10年，胡耀邦、赵紫阳在这十年时间里摸索、积累了许多西方社会、文化的政治思想。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容许翻译、课堂里容许讨论，很多探讨西方民主议会、人权的书籍。
那时候，香港人不仅去大陆做生意，而且还有很多文化上的交流，比如香港李翰祥导演去大陆拍《火烧圆明园》，大陆开放场景允许垂帘听政的一幕在故宫里拍，我们感到很高兴。当时香港人完全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老一代的都觉得很有希望。若内地朝这个方向发展下去，一国两制是个过度的阶段，当时梁振英的师傅安子介已表示，一国两制不如一国良制。而邓小平则说50年后，香港和中国都发展了，两轨可以接合，但邓没有说具体。赵紫阳给香港的大学生说，1997年以后按照你们说的民主治港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按照胡耀邦、赵紫阳的路线继续下去，一国两制50年不变不是问题，因为最终会向一国良制的终极目标缝合，也是很自然的现象。我们那时候怀着善良的愿望，跟大陆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一起走过最光彩的80年代。但是这些现在还可以吗？现在电影拍成什么样？到底是香港变了，还是大陆变了？是大陆这大环境变了，她的政治、社会、人文环境之间对香港的因果关系，我们要理顺。-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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