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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7-05-02 | 來源: 費清博客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梁振英上台這5年，先不要說港獨不港獨，深層次矛盾究竟解決了多少？有沒有能力解決？如果解決不了，香港的體制就會出問題，病毒導致細胞惡化。爆發出來的症狀之壹，就是民望最高的曾俊華在愛丁堡廣場召開了壹個小型的占中行動。或許曾俊華自己也沒有想到，有幾萬人在網絡上壹呼百應，全部都去支持他，他的形象、行為、言論以及政綱卻被大多數人視為壹個希望的象征。現在民望高的曾俊華落選，反而民望低的林鄭月娥當選，這是什麼問題？
記者：你提到叁個關鍵詞，壹個是全球化，壹個是面向大陸，另壹個是壹帶壹路。我們知道，中國在全球化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而香港深層次矛盾的解決的確需要主動面向大陸。至於壹帶壹路，香港原本可以依托於這樣的平台和契機來化解自身的矛盾，卻在火車啟動後選擇了跳車，不得不讓人深思。
陶傑：這應不應該是個理論問題。中國人要走出去，不是現在才有的事情。在壹帶壹路前，廣西、浙江、福建等地的很多人就自己跑到歐洲了。這不需要政府去號召，根本就是壹種市場流動的行為。再加上中國文化“窮則變、變則通”，中國人是非常靈活的，也很勤勞苦幹。
因為香港這個壹小盤水，年輕人不肯跑出去，這其中包含了叁個因素。首先，大學教育太普及了，80、90後都是富裕的壹代，他們從小成長有菲傭照顧，嬌生慣養，不勞動不幹活，所以對勞動、對貧窮甚至對奮斗都沒概念，這是互為因果的。其實在大陸，這樣的階層也在慢慢形成，只是因為大陸人口基數大，還有許多民工，所以症狀不明顯。香港地方小，集中在壹起，就會被放得很大，看得很清楚。。可以說，香港今日的情況便是大陸城市人口下壹代的明天。
其次，很多傳統的手工藝找不到人來學。比如傳統的裱畫工廠現在有空調、冷氣的設備，但仍沒有人願意入行。因為現在是動漫的壹代，手機的壹代，壹般人專注力低，但人類學外語、學小提琴等時間從未縮短，試問香港這壹代怎麼去開闊視野？去大陸闖還是從頭再來？當這個專注廣度（Attention Span）的時間比例已經發生了結構性改變，是很難做到的。
第叁，可能就要怪壹國兩制。香港的社會規則在英國統治時期就鋪設得比較好，即便是勞工，也有完善的法律去追討。現在讓港青去大陸發展，壹過境就要適應另壹制的社會制度。如果是內地人，或許覺得海闊天空，大有可為，可對港青來說有好多細節，你們比我更清楚叁個字，叫潛規則。面對伍光拾色的潛規則，港青在心理上不能適應。我並沒有說誰對誰錯，總之就是壹國兩制不壹樣。畢竟，有很多香港人也去了大陸，而且發展得很好，比如徐克、周星馳等，很有才華，適應能力很強，也賺到了錢。可壹般在香港學會計的、學法律的、學工商管理的，你讓他怎樣離開香港這個環境呢？
陸港距離因果之辯多維：除了專注廣度的時間比例以及對於大陸各種潛規則的不適應外，可能多數港人心理層面對於大陸的既定認知起著很關鍵的作用。我們知道，六柒暴動對於港人心理結構的影響非常深遠，後來發生的六肆事件同樣如此。你從左派學校培僑中學出來，也經歷過六柒暴動和六肆事件，如何看待這兩起核心事件對於港人心理結構的影響？
陶傑：六柒暴動到六肆其實是上壹代的問題，與80、90後沒有關系，他們是沒有記憶的壹代，是全球化的壹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壹代，是在壹國兩制矛盾和沖突下長大的壹代，也是我要真普選的壹代。像我們這壹代，跟你們的父母有類似的體驗，經歷過六柒年那種文革恐怖的日子，也經歷過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然後再到1989年的六肆事件。不得不說，從1979年到1989年，是中國最有希望的10年，胡耀邦、趙紫陽在這拾年時間裡摸索、積累了許多西方社會、文化的政治思想。可以說是百花齊放，容許翻譯、課堂裡容許討論，很多探討西方民主議會、人權的書籍。
那時候，香港人不僅去大陸做生意，而且還有很多文化上的交流，比如香港李翰祥導演去大陸拍《火燒圓明園》，大陸開放場景允許垂簾聽政的壹幕在故宮裡拍，我們感到很高興。當時香港人完全覺得自己是中國人，老壹代的都覺得很有希望。若內地朝這個方向發展下去，壹國兩制是個過度的階段，當時梁振英的師傅安子介已表示，壹國兩制不如壹國良制。而鄧小平則說50年後，香港和中國都發展了，兩軌可以接合，但鄧沒有說具體。趙紫陽給香港的大學生說，1997年以後按照你們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如果按照胡耀邦、趙紫陽的路線繼續下去，壹國兩制50年不變不是問題，因為最終會向壹國良制的終極目標縫合，也是很自然的現象。我們那時候懷著善良的願望，跟大陸張藝謀、陳凱歌的電影壹起走過最光彩的80年代。但是這些現在還可以嗎？現在電影拍成什麼樣？到底是香港變了，還是大陸變了？是大陸這大環境變了，她的政治、社會、人文環境之間對香港的因果關系，我們要理順。-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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