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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7-05-02 | 来源: 费清博客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崇优”不是说亲英(费清 泉野 邓峰 撰写)
记者：除了推崇英国文化，你也公开表达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蔑视。梁文道说你的文章表面予人一种以英为美的感觉，但其实是一种很迂回的文字表现，你怎样看他对你的判断？
陶杰：这是毫无冲突的。因为英国文化对传统的精华保留得很好，这跟我们中国士大夫有许多相似之处，所有我说“崇优”。“崇优”不是说亲英，或者是怀念民国，而是一个自主的选择。就像我们吃自助餐，由自己来选营养的搭配，这是“崇优”。我们住在地球一体化的时代，像非洲的音乐、非洲女人穿的衣服颜色、印度的音乐、玻利维亚的舞蹈、英国的法治精神、美国的创新以及法国人的品味等等，我们都可以各取其优，这样才不负于活在一个全球化的年代。既有世界性，也有民族性。
不过这也不是新的东西。中国在清末民初以来，梁启超、辜鸿铭、胡适等都摸索过，但没有成功，这个很可怜。英国以前可以，最近几年也出了乱子，因为欧盟的问题，所以对英国的国运有一种不太寻常的担忧。相反，中国的国运我倒不担忧。
至于，梁文道是个很用功的人，书读得很多，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一些别人看不出的名堂。我是在英国长大，念文学出身的，写文喜欢含蓄。但这不能说是英国的写作方式，因为中国从诗经开始，就讲求赋、比、兴。赋便是开门见山，比和兴则是较为迂回和含蓄，李商隐的无题诗，也是用了大量的兴。我不是说比和兴是高于赋，只是我个人喜欢含蓄的写作手法。
记者：对中国国运的“不担忧”，是觉得无须担忧，还是无渠道表达担忧？
陶杰：其实中国的国运我也一直担忧，但是对英国的担忧可以说出来，表达出来，对中国的担忧现在越来越不能表达出来，要尊重国情嘛！之前的批评，也集中在对于国民素质的批判上。而且这样的批评，也从未跳脱出梁启超、林语堂、鲁迅等人的大框架。
记者：但是中国在变化，是不是应该用一个发展的眼光去看内地？
陶杰：当然发展了！中国人质素行为的表现，是随着GDP增长而发展的。现在有些行为是鲁迅、梁启超那时候不能想像的。对国民素质批判之外，我也很推崇内地把某些中国传统保留下来。每次去大陆，都能看到很多好的东西，扬州的园林、承德的避暑山庄、北京的恭王府，当然还有一些很现代的新建筑，比如水立方、鸟巢等，这本身是一种成绩。但是在这些之间，人的行为、信仰的缺失，价值观的真空，也是客观存在的必须面对的现实。这不是我一个人说的，大陆现在也有很多人在探讨国民质素的问题。如果说我批评中国人也算是人民公敌，那鲁迅也是人民公敌了。
“香港就是韦小宝”多维：最后还是想问一个趋势性的问题。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你曾经直言香港正慢慢死去，不是急速死，也不是安乐死，而是懒散、无所事事地死去。放在今天这样的历史节点上，还是这样的判断吗？
陶杰：香港先天所限，从殖民地开始，只是进出口港。其实香港就是韦小宝，你不能要求她成为孔子、孟子、庄子，韦小宝就是韦小宝，有他的作用和价值，但是不能跟郭靖、杨过比，层次不同。
我们需要充分认识香港的局限。对于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眼界、思维和视野，我觉得很了不起，也予以尊重，但是要执行起来跟理想还是有差距。因为一国两制在哲学层面是可行的，可以探索的。一国两制甚至比一国一制更有趣味，因为它有挑战，挑战人的哲学逻辑思维。习近平说，要保障一国两制不动摇、不变形。我希望在中央层面，有足够哲学修养的人来“拨乱反正”，重新梳理、认识一国两制背后的哲学思考。如此，方可以实现最终的一国良制。
记者：其实一国两制，往更早之前追溯，一直有一种很强烈的辩证法思考在里边，可现在治港的官员根本不懂这些。
陶杰：的确不懂。毛泽东在最左的时候，都没有碰香港，所以毛泽东还是很清醒的。他把大陆弄得天翻地覆，也不碰香港。毛泽东下面的人要揣摩中央，但是有什么把握揣摩得对呢？下面那些人揣摩中央，只揣摩到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江青，揣摩不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结果就荒腔走板，变成暴动。后来毛泽东指着周恩来说：不行，不要再搞下去。所以要麻烦这一代的领导、驻港机构，香港人在实践“一国两制”时发挥集体智慧，这也是中华民族应该有的智慧。-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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