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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7-05-02 | 來源: 費清博客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崇優”不是說親英(費清 泉野 鄧峰 撰寫)
記者：除了推崇英國文化，你也公開表達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蔑視。梁文道說你的文章表面予人壹種以英為美的感覺，但其實是壹種很迂回的文字表現，你怎樣看他對你的判斷？
陶傑：這是毫無沖突的。因為英國文化對傳統的精華保留得很好，這跟我們中國士大夫有許多相似之處，所有我說“崇優”。“崇優”不是說親英，或者是懷念民國，而是壹個自主的選擇。就像我們吃自助餐，由自己來選營養的搭配，這是“崇優”。我們住在地球壹體化的時代，像非洲的音樂、非洲女人穿的衣服顏色、印度的音樂、玻利維亞的舞蹈、英國的法治精神、美國的創新以及法國人的品味等等，我們都可以各取其優，這樣才不負於活在壹個全球化的年代。既有世界性，也有民族性。
不過這也不是新的東西。中國在清末民初以來，梁啟超、辜鴻銘、胡適等都摸索過，但沒有成功，這個很可憐。英國以前可以，最近幾年也出了亂子，因為歐盟的問題，所以對英國的國運有壹種不太尋常的擔憂。相反，中國的國運我倒不擔憂。
至於，梁文道是個很用功的人，書讀得很多，能從字裡行間看出壹些別人看不出的名堂。我是在英國長大，念文學出身的，寫文喜歡含蓄。但這不能說是英國的寫作方式，因為中國從詩經開始，就講求賦、比、興。賦便是開門見山，比和興則是較為迂回和含蓄，李商隱的無題詩，也是用了大量的興。我不是說比和興是高於賦，只是我個人喜歡含蓄的寫作手法。
記者：對中國國運的“不擔憂”，是覺得無須擔憂，還是無渠道表達擔憂？
陶傑：其實中國的國運我也壹直擔憂，但是對英國的擔憂可以說出來，表達出來，對中國的擔憂現在越來越不能表達出來，要尊重國情嘛！之前的批評，也集中在對於國民素質的批判上。而且這樣的批評，也從未跳脫出梁啟超、林語堂、魯迅等人的大框架。
記者：但是中國在變化，是不是應該用壹個發展的眼光去看內地？
陶傑：當然發展了！中國人質素行為的表現，是隨著GDP增長而發展的。現在有些行為是魯迅、梁啟超那時候不能想像的。對國民素質批判之外，我也很推崇內地把某些中國傳統保留下來。每次去大陸，都能看到很多好的東西，揚州的園林、承德的避暑山莊、北京的恭王府，當然還有壹些很現代的新建築，比如水立方、鳥巢等，這本身是壹種成績。但是在這些之間，人的行為、信仰的缺失，價值觀的真空，也是客觀存在的必須面對的現實。這不是我壹個人說的，大陸現在也有很多人在探討國民質素的問題。如果說我批評中國人也算是人民公敵，那魯迅也是人民公敵了。
“香港就是韋小寶”多維：最後還是想問壹個趨勢性的問題。之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你曾經直言香港正慢慢死去，不是急速死，也不是安樂死，而是懶散、無所事事地死去。放在今天這樣的歷史節點上，還是這樣的判斷嗎？
陶傑：香港先天所限，從殖民地開始，只是進出口港。其實香港就是韋小寶，你不能要求她成為孔子、孟子、莊子，韋小寶就是韋小寶，有他的作用和價值，但是不能跟郭靖、楊過比，層次不同。
我們需要充分認識香港的局限。對於鄧小平提出壹國兩制的眼界、思維和視野，我覺得很了不起，也予以尊重，但是要執行起來跟理想還是有差距。因為壹國兩制在哲學層面是可行的，可以探索的。壹國兩制甚至比壹國壹制更有趣味，因為它有挑戰，挑戰人的哲學邏輯思維。習近平說，要保障壹國兩制不動搖、不變形。我希望在中央層面，有足夠哲學修養的人來“撥亂反正”，重新梳理、認識壹國兩制背後的哲學思考。如此，方可以實現最終的壹國良制。
記者：其實壹國兩制，往更早之前追溯，壹直有壹種很強烈的辯證法思考在裡邊，可現在治港的官員根本不懂這些。
陶傑：的確不懂。毛澤東在最左的時候，都沒有碰香港，所以毛澤東還是很清醒的。他把大陸弄得天翻地覆，也不碰香港。毛澤東下面的人要揣摩中央，但是有什麼把握揣摩得對呢？下面那些人揣摩中央，只揣摩到中央文革小組，戚本禹、江青，揣摩不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結果就荒腔走板，變成暴動。後來毛澤東指著周恩來說：不行，不要再搞下去。所以要麻煩這壹代的領導、駐港機構，香港人在實踐“壹國兩制”時發揮集體智慧，這也是中華民族應該有的智慧。-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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