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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17-08-08 | News by: 博客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不像女人”
延安的女性算不上一个特殊群体，她们几乎已完全融入这个高度“革命化”、“一致化”的男性社会。“由于党性，同志爱必然超过对党外人的友谊；由于党性，个人的行动必须服从党的支配；由于党性，个人的认识与思想必须以党策为依归；由于党性，决不容许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独立主义’、‘分散主义’、‘宗派主义’。”（661页）毫无疑问，在那里，党性高于人性，尤其是“从那些‘女同志’身上，我们最可以看出一种政治环境，怎样改换了一个人的气质品性。”（662页）
“所有这些‘女同志’都在极力克服自己的女儿态。听她们讨论党国大事，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比我们男人还要认真。恋爱与结婚，虽然是免不了的事情，可是她们似乎很不愿意谈起。至于修饰、服装、时髦……这些问题，更不在理会之列。”（同上）
她们以“不像女人”为荣，“为什么一定要像女人”是她们执拗的回答。“政治生活粉碎了她们爱美的本能，作为女性特征的羞涩娇柔之态，也被工作上的交际来往冲淡了。因此，原始母权中心时代女性所有的粗糙面目，便逐渐在她们身上复活了。而我们也可以从她们身上直感到思想宣传对于一个人的气质具有何等深刻的意义！”（663页）
赵超构发现，“至于女党员的丈夫，那就一定是有党籍的人；女党员嫁给非共产党的男人，可以说绝对没有。”（662页）在那个时代无数有关延安的报道中，像这样细致而锐利的眼光还是罕有的。他曾以很多笔墨写到丁玲，在文艺界座谈会后的午餐上，“她豪饮，健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当甜食上桌时，她捡了两件点心，郑重地用纸包起来，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解释道：‘带给我的孩子。’然后非常亲切地讲了一阵孩子的事情。只有在这时，丁玲露出了她母性的原形。”（670页）
他终于目睹了一个几乎完全男性化的女作家“保留住最后一点女性”，这也是他为历史留下的一个生动细节。
对鲁迅“敬而远之”
“在延安，形式上的检查制度是没有，替代它的是作者自动的慎重和同伴的批评。我知道延安人所说‘批评’的意义，就是用多数人的意见来控制少数人，在主观上作家似乎不受干涉，可是敢于反抗批评的作家，事实上也不会有。所以，延安人自有理由说他们没有检查制度，而我们也可以说延安有一种批评的空气，时在干涉作家的写作。”（692页）
“延安有许多事情出乎意料之外，比如鲁迅的作品，我们总以为是应该大受延安人的欢迎的了，而事实上则并不流行。”在延安的各个书店中，文艺书籍印得最多的是秧歌和其他通俗读物，还有高尔基的书，“鲁迅的作品，我非常奇怪，竟是一本也没有。”尽管延安文艺界尊崇鲁迅，“然而在目前的延安却用不到鲁迅的武器。鲁迅的杂文，好像利刃，好像炸弹，用作对付‘敌人’的武器，自然非常有效；可是，如果对自己人玩起这个武器来，却是非常危险的。”（677页）
1942年，王实味因一纸杂文“野百合花”闯下大祸，从那以后延安文坛对鲁迅只能是“敬而远之”了。除了“鲁迅艺术学院”和高岗书架上看到过一部红面精装的《鲁迅全集》之外，“我们实在看不到鲁迅精神在延安有多大的权威。他的辛辣的讽刺，他的博识的杂文，并没有在延安留下种子来。唯一的理由，就是目前的边区只需要积极的善意的文艺，不需要鲁迅式的讽刺与暴露。要是需要的话，那也只有在对‘敌人’斗争的时候。”（678页）
在“生活标准化”、“思想标准化”的延安，没有“检查制度”是因为不需要检查制度。这位记者率直地对丁玲她们说：“我感觉这里只有共产党的文艺，并没有你们个人的作品”，“为了大家服务，应当放弃个人的主观主义的写作。”（668页）这是丁玲的辩护。鲁迅虽然被奉在高高的“神坛”之上，鲁迅的作品却并不流行，书店里找不到一本他的书，一句话，延安不需要“鲁迅精神”，“延安文艺政策的特色，是多数主义、功利主义、通俗第一，一切被认为‘小资产阶级性的作品’，尽管写得好，这里是不需要。”（692页）-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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