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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7-08-11 | 來源: VOA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江澤民 | 字體: 小 中 大
有趣的是，該文對前兩類商人都列舉了代表人物，但對第叁類商人卻未提及壹個名字，只是指出：“在國外，富豪家族壹般呈現幾個特點，壹是草根商人占絕大多數，贰是在競爭性領域的商人家族占大多數。對比這兩個領域，中國商人家族的構成，存在很多隱憂。近年來日益被詬病的權力資本，權錢的聯姻，為中國商人家族蒙上了壹層陰影”。
這篇文章再次將中國政商關系的明暗兩個層面擺上桌面：表面上是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實質上是官員與企業家、商人的關系。這兩層粘在壹起的關系，注定了中國政商關系有兩重制度詛咒。
中國政商關系的兩重詛咒及未能成行的破解
第壹重制度詛咒：官員們“家國壹體”之利益輸送機制。
中共政治就是極權政治，以“叁個壟斷”著稱，即政治壟斷、經濟（資源壟斷）與輿論壟斷。這種叁個壟斷格局在計劃經濟時代就已經形成，但那時有權力無市場，大小掌權者最多是房子住大壹些，享受特供與子女就業特權。到了改革開放時代，政府官員掌握的權力可以通過市場變現，即我講的“權力市場化”。這壹點，注定了中國的官員必然會有尋租沖動。如果家人不夠能幹，就充當權力掮客，官商勾結；如果妻子兒女兄弟姐妹中有能人，就自辦企業，因為向別人尋租遠不如自家人開辦企業安全可靠。這就是近幾年反腐當中，壹個貪腐官員落馬，往往導致家庭成員及朋友圈同赴監獄現象的原因。
為了讓官員們能夠祛除這重詛咒，前些年國內很認真地討論過如何“以有條件特赦貪官推動政改”。這類討論從本世紀初就壹直存在，但以2012年那輪討論最為認真，而且加入討論的有壹些頗有名望之人。我曾在《“特赦貪官推動政改”為何不可行？》（VOA，2012年8月3日）壹文中分析過此論的來龍去脈。
第贰重制度詛咒，則是企業家的原罪問題。
由於中國政府掌握資源分配大權，政府對企業的關系是種“賜予”的關系。所謂“權力市場化”，其特點是“權力”要變現，必須依靠“市場”，兩端緊密結合操作。也因此，掌握資源分配大權的官員成了“造就國王的人”，這是中國絕大多數企業家不得不背靠官場的原因。即使是高科技行業的富豪，也不敢說自己可以不依靠官府，因為市場准入、稅收、企業年檢，每道關卡都可以讓商界難過。商界人士都知道，經營好政商關系，意味著掌握了“重要資源”。
從2005年開始，中國商界、學界曾興起壹波關於企業家原罪的討論，主要觀點匯集於《原罪：轉型期中國企業家原罪的反思及救贖》（2007年出版）壹書當中。該書將“原罪”歸咎於叁大原因，即制度不完善和社會轉型的先天不足、政策和法律的後天失調以及滋生原罪的社會環境，並列舉了對此的叁種聲音——追究派、反對派和折中派。
這兩重制度詛咒，江澤民有心也想破除，美國高盛前董事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以《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作為全書標題，很傳神地道出了這壹點。但江澤民在推出“叁個代表“理論之後，沒來得及破除這兩重制度詛咒，就已經退休。胡錦濤雖然蕭規曹隨，在兩會代表中增加不少富翁，但根本不願意著力破除這兩重制度詛咒。然後，中國迎來了習近平。
並非說笑：江澤民“改變了中國”，習近平正在慢慢改回去
自2013年習王反腐以來，不少省部級高官紛紛倒下，依附他們的商界朋友也紛紛入獄。今年以來，炮口對准了中國富豪的極品——資本大鱷。
在中國叁類新富家族中，對付草根型、紅帽型，當局不講客氣，均鎮以雷霆之威。對付紅色家族則只能采取“春風化雨”的柔軟手段，在習近平的壓力下，他的姐夫和姐姐、朱镕基之子朱雲來、溫家寶之子溫雲松都相繼退出金融界。對中共前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則將其從中國電力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之位，調到中國大唐集團任副總經理，目前，在該集團領導層中，李小琳排名第4位。
外逃貪官則有獵狐行動。上榜“狐狸”已經被獵回不少，暫時沒被獵回的，不少人因應付官司而耗盡財產，正在體驗“海外居 ，大不易”。
中紀委本來在中央機關中是個聾子的耳朵，擺設。從王岐山任書記之後，對貪官及其朋友圈殺傷力特別大，“寧見閻王，不見老王”，成了中國官場流行語。郭氏推特文革中，參與者就有壹些貪官家屬與情人。
上述權傾壹時的官場大人物及商界富豪，目前正在書寫不知道結局的《紅樓夢》，只有那些前幾年就定居海外的富人與官員家屬，他們的“財富故事”可能會有個相對平安的結局。-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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