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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7-12-08 | 來源: 摘自2014年第2期《炎�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毛澤東 | 字體: 小 中 大
毛遠新曾說，毛澤東在臨終前遴選接班人時，他最屬意和看重的是張春橋，但又覺得張春橋不能服眾，於是經過翻來覆去的思考，最終選擇了華國鋒;就是在選定華國鋒做接班人時，他還是想讓張春橋做“軍師”，即讓張春橋輔佐華國鋒。毛澤東曾讓毛遠新向張春橋傳達這樣壹句話：“從1935年遵義會議起我不是就做了拾年的副手嘛!”毛澤東說做副手，做誰的副手?顯然是做張聞天的了。
阿波羅網附閻長貴簡介：1967年1月9日到1968年1月9日，擔任江青首任秘書，後被江青誣陷為“坐探”，在秦城監獄被關押柒年半，流放湖南西洞庭農場伍年，1979年平反後重新被調回《紅旗》雜志社工作。
1976年9月12日凌晨，張春橋、王洪文、江青、華國鋒、毛遠新、姚文元、陳錫聯、汪東興手拉手向毛澤東遺體告別
1945年4月20日黨的六屆柒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說：“我黨終於在土地革命戰爭的最後時期，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這壹時期的最大成就。”又說：“壹九叁伍年壹月，在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在貴州省遵義城召開的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以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還說：“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
拾分清楚，這個決議不僅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而且說連遵義會議都是毛澤東同志領導的。歷史事實真是這樣嗎?不管怎麼樣，這已經成了我們黨的定論。胡喬木1951年6月著的《中國共產黨的叁拾年》，以黨史書的名義再次宣布：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1981年6月27日拾壹屆六中全會通過的經過4000多位高級幹部和專家討論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又鄭重重申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這仿佛已成為鐵板上釘釘的事實了，誰也動不得。誰若是有疑問誰就是不和黨中央保持壹致，甚至說你是反黨。然而，在20世紀九拾年代出版的有權威的黨史書(如《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中國共產黨的柒拾年》)上，在“確立”前面又添加上“實際上”或“事實上”叁個字——這是為什麼?
恕我狂言，我認為這表明說“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領導地位”理不直氣不壯。在今年“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的日子裡，又有人撰文專門論述“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中央領導地位的主要依據”，據說共有柒條(即：從政治上看、從組織上看、從思想上看、從軍事上看、從經驗上看、從實質上看、從發展上看)——如果歷史事實確確實實是“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領導地位”的話，並且已經過去柒拾年了，再做這樣的文章還有必要嗎?我看這篇文章的發表(《光明日報》2013年10月9日)至少說明壹點，不論在黨史學界，還是在社會上，這個問題都還沒有取得完全的共識。本著毛澤東倡導而他並沒嚴格執行，黨的拾壹屆叁中全會以來又壹再重申的“百家爭鳴”的原則和方針，我不揣冒昧談我的壹點看法。
我們先看看毛澤東本人的態度和說法。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在關於軍事工作落實與革命接班人的講話中提到，我們黨的歷史上有伍朝領袖，第壹朝是陳獨秀，第贰朝是瞿秋白，第叁朝是向忠發，第肆朝是王明、博古，第伍朝是洛甫(即張聞天)。所謂領袖，亦即任總書記(或其他稱謂;不管什麼稱謂，用現在通用的話說，這裡說的領袖，反正是指中國共產黨的“第壹把手”)。據毛澤東的侄子、1975-1976年任毛澤東聯絡員的毛遠新2008年親口對我說，毛澤東在臨終前遴選接班人時，他最屬意和看重的是張春橋，但又覺得張春橋不能服眾，於是經過翻來覆去的思考，最終選擇了華國鋒;就是在選定華國鋒做接班人時，他還是想讓張春橋做“軍師”，即讓張春橋輔佐華國鋒。毛遠新說，毛澤東曾讓他向張春橋傳達這樣壹句話：“從1935年遵義會議起我不是就做了拾年的副手嘛!”毛澤東說做副手，做誰的副手?顯然是做張聞天的了。毛遠新還特別向我說明，毛澤東1976年，說話，除了壹些平常的生活用語，他的許多話，如壹些地名、專有名詞，誰都聽不懂——張玉鳳聽不懂，我也聽不懂，他說的“遵義會議”我怎麼也聽不懂，這幾個字是他用筆寫的。
眾所周知，毛澤東並沒有對從胡喬木最早說的遵義會議確立他的“中央領導地位”提出異議，換句話說，他是完全認可和欣然接受了的，但他為什麼又不止壹次地說第伍任領袖是張聞天而他只是“副手”呢?其中有何玄機?
我們再看看其他壹些中央領導人的說法。
周恩來，1967年7月12日，談到毛澤東成為我們黨的領袖前的伍任領袖時，就說：“第伍任是張聞天，他當了拾年總書記。”(參見何方《黨史筆記》。何方對“拾年”解釋說：“這可能是個概數，即使算到1943年中央機構調整也只有8年。”)
在1979年8月25日舉行的張聞天追悼會上，鄧小平致悼辭，說張聞天“在這次會議(遵義會議)上被選為黨中央總書記”。
1985年4月13日，胡喬木約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的人談他回憶張聞天的文章時，說：(在遵義會議上)“……因為他(張聞天)起草了遵義會議的決議，而且推舉他為總書記。”(見《胡喬木談毛澤東與張聞天》，載2011年第8期《炎黃春秋》)——胡喬木這樣說不是直接違反和否認兩個《歷史決議》嗎?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順便說壹下，遵義會議上，大家都擁護和選舉張聞天為總書記，而他本人並不願意接任，致使有20多天黨內無領袖，即無第壹把手。最後，張聞天見實在推不掉才接任。當時毛澤東也是力主張聞天任總書記的。由於張聞天作風民主，後來毛澤東不止壹次地戲稱張聞天為“開明君主”、張聞天的夫人劉英為“開明娘娘”。“柒大”以後，毛澤東稱劉英為“叁朝元老”(參見王林育《張聞天與劉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頁)，哪“叁朝”?顯然是博古、張聞天和毛澤東。可見，從毛澤東自己的講話中，他自始(他成為黨的領袖起)至終即到他逝世前不久(1976年1、2月)，都沒有否認過張聞天是壹任(或：壹代)領袖。
關於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第壹把手，即成為黨的領袖的具體過程，有人做了這樣的考證和說明：“自中共六屆六中全會(1938年10-11月)後，遵義會議以來接替博古負總責的張聞天開始主動將領導工作讓渡給毛澤東，至1940年5月毛澤東已經在事實上完全主持中央事務。1940年至1943年間，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實際工作中都成為中共領導者的毛澤東……”(歐陽奇《論共產國際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認識軌跡》，《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42頁)
我們再來談談關於“總負責人”的稱呼。既然事實——歷史事實是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後擔任總書記，黨的歷史書上為什麼只說張聞天是“總負責人”而不說他是“總書記”?我詢問黨史學界壹位對黨史很有研究的學者，他告訴我，1938年張聞天就《救亡日報》記者於該年2月在延安對他的采訪稱他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後，4月12日至14日，在武漢出版的《新華日報》連續發表聲明，說中共中央有幾個書記，向無所謂總書記。(詳見《張聞天年譜》上卷第544頁、554～555頁)是因為這樣，黨的歷史書上只說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後是“總負責人”而不說他是“總書記”嗎?對這個問題，在張聞天身邊工作九年(亦有人稱他為張聞天的秘書)的何方認為張聞天遵義會議後的職務應該稱為“總書記”，不應該稱為“總負責人”，他不僅著書、寫文章談這個問題，還和張聞天的夫人劉英親自找鄧力群(在1987年“拾叁大”前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時)問過，跟他說遵義會議後張聞天明明是“總書記”，為什麼不如實地這樣說，而稱張聞天是“總負責人”。鄧力群沒法回答，他就把陳雲拉出來，說：“這是陳雲同志的意見。陳雲同志既然這樣說了，就這樣吧。”(2008年丁東、閻長貴壹次造訪何方時，聽他這樣說)陳雲是主持張聞天追悼會的，對鄧小平在悼辭中稱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被選為總書記，他並沒有表示不同看法。究竟是根據張聞天本人的聲明，還是根據陳雲的意見，以及還是其他什麼原因，我們黨史書壹直把張聞天遵義會議後的職務稱為“總負責人”(或“負總責”)而不稱為“總書記”，這仿佛還是壹個需要做出壹定說明的問題。
從實質上說，“總負責人”和“總書記”並沒有什麼區別，但給人的感覺不同。“總書記”似有法定性，而“總負責人”使人覺得是“臨時的”或“暫時的”。中國人向來強調“正名”，在這個意義上講，稱“總書記”好，還是稱“總負責人”好，也是壹個值得考慮的問題。畢竟在黨的文件(悼辭也算黨的文件吧)中，在中央領導人的講話中，對同壹個問題說法不同總不好吧。
總之，在遵義會議後被稱為“黨內總負責人”的是張聞天，不是毛澤東。在這裡，順便說幾句不算題外、實際是筆者沒有能力回答的問題，這就是：張聞天是什麼時候被稱為“總負責人”而不是“總書記”的(顯然不是在張聞天1938年發表聲明以前，也當不是在1979年為張聞天平反開追悼會以前)。究竟是誰提出稱張聞天為“總負責人”，為什麼這樣提出?中央又是如何決定的，以致使黨史書上壹直這樣寫下來?然而，又有不少人(包括中央領導人，如前面說到的周恩來、鄧小平、胡喬木等)還是不斷地稱張聞天為遵義會議後的“總書記”。雖然，稱張聞天為遵義會議後的“總負責人”這個問題，從黨史的長篇中是壹個具體的“細節”，但“小中見大”(已經作古的文革史專家王年壹非常提倡和推崇的壹種研究歷史的方法)，其歷史含義、政治含義拾分深刻和豐富，如果有熱心和有興趣的學者花力氣把這個問題考察壹番，寫出文章，不消說，也是壹件功德無量的事。
最後，我誠心誠意地想問壹句：究竟怎樣做算維護毛澤東的形象和威信?按照歷史事實，如實地說遵義會議選舉張聞天當總書記，就損害了毛澤東的形象和威信嗎?我認為，非也，非也，確確實實非也!
寫於2013年10月-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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