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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8-04-18 | 来源: 书摘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文革 | 字体: 小 中 大
在中共九大上，姚连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回陕后，任省工代会负责人、中共陕西省委常委。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他继续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出任陕西省总工会主席兼党组书记，这时已不在原厂工作了。
1974年底，筹备四届全国人大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江青提出了一个组阁名单，周恩来也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请命。终于，毛泽东首肯了周恩来的方案，江青的一大批帮派分子被排挤在外。为了有代表性，周恩来也同意了加进一些有劳模色彩的造反人物。
当时，陕西到北京出任高官的，有所谓“三副”之说——除姚连蔚外，还有西北国棉一厂赵梦桃小组的纺织女工吴桂贤，她还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另一个就是在陕西“支左”的第二十一军军长胡炜，当上了副总参谋长兼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姚连蔚说，他是1969年2月当选为中共九大代表，在兰州空军招待所集中时才认识吴桂贤的。1967年7月，又与吴桂贤一起以中央慰问团正副团长的身份赴云南龙陵慰问抗震救灾军民。与胡炜则是在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他们曾在一起开过多次会议。他说：“吴桂贤、胡炜与我来往不多。”
姚连蔚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以后，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说：“别让姚连蔚从陕西飞了。”因此，姚仍兼任陕西省总工会主席，住在北京阜成门外马神庙全国总工会宿舍大院里。他除了例行的外交礼仪事务外，还兼任国务院常规武器装备领导小组副组长，因为他是军工厂工人出身。虽然当车工和领导科研是两回事，但毕竟名义上有点沾边。
姚连蔚说：“担任候补中央委员和人大副委员长，对我来说是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自己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就那么点儿见识和能力，而天天要处理的都是国家大事，一举一动都可能载入史册，简直如坐针毡。但是不说话，不点头，又不行，只好硬着头皮撑。好在那时40岁出头，精力充沛，常常两天两夜不睡觉看材料，了解要处理事情的来龙去脉。”
当时，中央对与他一起提升的吴桂贤、孙健（国务院副总理）、李素文等人实行的都是巴黎公社式的工资制度，提职不提薪。姚连蔚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拿的还是1959年的工人工资。他的粮食关系、工资关系一直留在陕西的工厂，因此，他实际上还是个工人，只是领取高干补贴而已。
（二）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姚连蔚开始走下坡路了。1977年7月12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纪登奎、陈永贵三人约他谈话，说：“陕西有人告你的状。如果再让你继续工作，怕群众会有反映，中央不好解释。因为，事情尚未弄清楚。”于是，姚连蔚开始停职接受审查。与他前后接受审查的还有一大批人：吴桂贤、孙健、庄则栋、孙玉国……一年以后，姚连蔚被送回西安继续接受审查。1979年2月，在正月十五闹元宵的那一天，他被逮捕，关进了西安北郊的监狱。
两年半的关押以后，1981年10月29日，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他免予起诉。姚连蔚让夫人打开抽屉，取出一份《免予起诉书》，上面写着：1967年9月2日，西安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在西郊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9月4日，姚连蔚主持召开“新西机”（即今昆化机械厂）委员会，研究决定对另一派参加武斗的部分人员进行审讯，索取参与武斗的口供。其间，有一人被打成重伤，姚连蔚看到后，未予制止，以致那人伤重死亡。姚连蔚又召开会议，统一口径，编造死因，企图欺骗群众，逃避罪责。这触犯了刑法143条的规定，已构成犯罪。但考虑到姚连蔚的犯罪行为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已经关押教育，故决定予以从宽处理，免予起诉。
姚连蔚说，他被捕时，国家刑法刚刚公布，执法人员比较注重事实，他在关押中也没有受皮肉之苦。这样，他当了两年半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又当了两年半的囚徒，收支相抵，不亏不盈。
1984年，姚连蔚因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被开除党籍。
姚连蔚说，他对当官并无兴趣，只想回到生活了几十年的工厂继续开车床，但这个愿望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后来多次调整工资，同姚连蔚一起进厂的师傅们的月工资已提到130多元，姚连蔚的妻子也升为110元，而姚连蔚仍旧是58元多。昆化机械厂党委的一位负责人说，姚连蔚多年没有上班，发那么多钱已经算照顾了。姚连蔚在54岁时已申请退休。厂长则认为，对历史问题应放得宽松一些。两位厂领导对姚连蔚的妻子都有极好的评价：处事不惊，贤妻良母。她并不因丈夫的显赫而不可一世，也不因丈夫锒铛入狱而万念俱灰。她叫王桂兰，是山西汾阳人，比姚连蔚小4岁，与姚连蔚曾在一个车间、班组工作，又是同一天加入中国共产党。姚连蔚说，他能够活下来，多亏了贤惠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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