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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8-06-07 | 來源: 德國之聲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崔永元的“公報私仇”在不經意間擊破了中國表面上“穩定”的幻覺，讓王岐山所關心的消除革命外部條件的努力變成醞釀新革命的條件。
六年前，也就是2012年，北京流傳最廣的壹則政治消息，是王岐山向黨內推薦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現在人們多少已經淡忘，王和這本書以及北京對兩百多年前法國大革命的想象和恐懼，構成了中共拾八大前夕的政治氣氛，幫助了習近平就任黨的總書記，然後順利地清洗了政治競爭者周薄徐令集團，也集中了前所未有的個人專權。
而中國公眾壹直以來，也因為信息隔絕、媒體管制和知識分子噤聲的緣故，只有個人和局部的感受，並不理解全局性的情勢，全國范圍內的各種不滿、抗爭、抗議也都因此局限在地方層面，更被表面的繁榮所遮蓋，這或許是中共政權過去拾數年最為成功的維穩經驗或者治理模式。
但是，這種"穩定"的幻覺，卻在上周的壹件演藝圈的八卦新聞，或者個人恩怨，不斷放大的過程中被擊破了。在馮小剛執導新片《手機2》上演前，崔永元將15年前《手機1》攝制前後與馮小剛、劉震雲還有主演范冰冰的恩怨再度曝光，引發中國公共輿論壹片嘩然，而其中議題直接跳過崔與馮、劉的創意和版權糾紛，而是借范冰冰乃至其他演員的"陰陽合同"挑破了世界上目前最大電影市場可能也是房地產泡沫之後的最大市場泡沫，在直指中國電影工業大規模偷漏稅和洗錢之後，讓公眾在壹夜間意識到不同階級之間巨大的稅負不平等。這要比諸收入不平等或者其他不平等如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的不平等之外更為強烈和根本，恍如托克維爾在《法國大革命》壹書中所揭示的革命起源，也是王岐山和中共政權壹直以來最為擔心的火藥桶。
托克維爾在談那場兩百多年前的大革命時說，"盡管在捐稅問題上，整個歐洲大陸都存在著不平等，可是很少有哪個國家，這種不平等變得像在法國那樣明顯，那樣讓人經常有所感受……所有這些將人和階級加以區別的措施中，捐稅不平等危害最大，最易在不平等之外再制造孤立，並且，可以說，使不平等與孤立贰者變得無可救藥。" 即便是處於繁榮和上升的法國經濟，或者今天的中國經濟，也無法避免人們因為在這種巨大的稅負不平等產生巨大不滿、起而反抗，如同中國古代歷代王朝沒落階段的困擾，人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也"。
崔永元曝光的"陰陽合同"直指中國電影工業大規模偷漏稅和洗錢問題
而且，路易時代的法國，"臣民百依百順，這個政府是如此地富於侵奪性和專制特征，但壹當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輕微的批評也會使它惶惶不安，簡直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然後，壹場大革命就發生了。這是托克維爾總結的教訓，盡管寫於19世紀中葉，但是對於今天的中國領導層來說，幾乎是唯壹能夠理解的先例和理論，他們早已拒絕任何現代民主理論作為尋求解決問題的資源庫，卻在托克維爾的字裡行間讀得驚心動魄，仿佛隨時可能重演壹場法國大革命，或者蘇聯的崩潰。這種強烈的危機意識可能正是習近平和王岐山過去六年僭越實行20余年集體領導制的唯壹借口。足見王岐山過去幾年多次與福山等人談及此書的用意，甚至還因此不惜拋棄"柒上八下"的黨內規矩，在國家副主席的位置上繼續這種國際對話。
崔永元的"公報私仇"，便如說出皇帝新衣的小孩，不經意間道破了這個真相，盡管公眾和許多知識分子壹樣，也如托克維爾對當時專業官僚的描述，他們只知道經濟自由，卻忘了政治自由這回事，壹點兒意識不到公眾對稅負巨大不公平的不滿最終會通過所謂行政改革而轉化為革命的動力。王岐山所關心的，也是過去六年各項"改革"所致力的，都是終止此前的改革路徑，代之以消除革命的外部條件，如作家和知識分子的公共功能，或者悄悄消滅那些最具逃稅能力的平民新富，例如吳小暉，或者圍繞在技術官僚周圍的利益集團。-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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