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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8-08-27 | 来源: FT中文网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房屋出租 | 字体: 小 中 大
2018年7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一路下降到8.8%，上一次出现这么低的居民消费数据还是在15年前的通货紧缩时期。
这意味着近年来居民的收入增加相对有限。
同一时间，2018年前7个月，居民个人所得税总额为9225亿元，同比增长20.6%，已经超过2015年的全年水平。这又意味着居民的收入增加幅度较大。两个极难作假的数据，却指向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快速拉大。
社会收入的加速分化，正在让经济社会呈现出和以往不同的脆弱性。若将时钟倒转20年，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大量涌现和市场经济在城市当中的确立，中国才真正进入了收入结构的改善阶段，收入最低的阶层获得了更大的经济改善机会。平均每年2000万新增农民工涌入城市，是他们肩挑背扛出了中国的城市化，才有了城市的繁荣，才有了中产阶级的兴起，才有了经济社会的稳定进步。
但是社会收入结构的改善从2011年出现了转折，外出农民工的收入增长率从2011年的21.2%迅速下降到2017年的6.4%，还比不上当年的GDP增速。也正在2011年前后，城市岗位空缺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首次超过了1，到2017年底增加到平均1.22个人竞争1个工作岗位。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加愈加乏力，人口流动逐渐放缓，就业机会大量减少，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逐渐固化。
为了把握住改变命运的机会，年轻人只能选择向少数几个中心城市流动，只有那里还尚存着收入增加的一线机会。这是近日北京、成都天府新区等地房租暴涨的根源。即便没有抬高住房成本的土地出让制度，即便没有资本对租房市场的先知先觉，少数一线城市的房租上涨也几乎是一件确定性的事件。贫富之间的差距总是在自我强化，房租的上涨也仅仅是个开始。凡是年轻人集中流入的城市，其衣食住行成本都有快速上涨的风险。
那些率先持有资产的富裕阶层、盯着市场打转的资本，以及因成本上升而被迫涨价的产业，看上去正从那些急于跨越阶级的年轻人身上无情“吸血”。但是无关乎道德，每个收入结构分层开始恶化的社会都似乎要经历一段这样的过程：年轻人为了获取更少的社会资源而要付出更大的经济成本。与之对应的，是大多数没有机会使得收入再跨一个台阶的人。正是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明显的消费降级倾向。瞄准低端消费市场的拼多多取得了成功，不过是其满足了消费降级的社会需求，这和高大上的企业道德、知识产权保护等等因素并没有太多的关联。
消费降级被如实反映在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下降上。衣食住行是居民和企业的基本生活支出，随着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消费总额数据的增速是宏观经济当中相对稳定的指标。这个宏观指标的趋势性下降，说明除了居民之外，还有很多的企业也正在节衣缩食、开源节流，为之工作的员工也不得不随之选择消费降级。而另一方面，在2000年左右开始工作的中年人却享受了完整的社会收入上涨阶段，他们大多完成了一定的财富积累，由于税率的累进性而带来了个人所得税数据的一路高歌猛进。
那么，那些完成了收入跃增、阶层上升的人们就真的从此安全了吗？收入分配的恶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的脆弱性，不会落下任何一个人。保卫财产，和获得财产一样艰难。加上经济周期的下行，“有产阶级”对财富保值增值的需求空前高涨。所以人们才看到，个人财富达到几千万的人仍然通宵睡在马路上只为了再次买房摇号，名目繁多的理财、基金、信托资金纷纷流出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还有动辄数亿的PE、VC投向了仅有几张PPT的空中楼阁项目。
资本在局部的相对过剩乃至泛滥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令人称奇的经济现象。可惜的是，资本涌入到哪里，哪里就会有可能创造出“金融难民”。原因之一是资产价格的不稳定。-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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