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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8-09-30 | 來源: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虎媽 | 字體: 小 中 大
但這原本就是蔡教授對虎媽角色的人設,理解了這壹點,我們為何對這位成功人士如此苛責呢?說到底,
在很多方面,她只是比我們這些人做得更到位,說得更透徹,要是我們因此而對虎媽有所保留,豈不是伍拾步笑百步?
讓我先從《虎媽的戰歌》(以下簡稱“《戰歌》”)開始,再壹本本給蔡美兒教授算算賬。《戰歌》之所以引爆全球書市,當然要歸功於它的姿態鮮明,走在政治“不正確”的路線上,卻還能如此理直氣壯。壹個出版上的細節,也許主要是商業操作的手法,對這本書風行全球可以說功不可沒。在《戰歌》面市前夕,《華爾街日報》刊發了虎媽的頭條文章《為什麼中國媽媽更好?》[4],這樣的觀點當年壹拋出,全美壹片嘩然,由此引發的爭議成功地將隨即出版的《戰歌》推到輿論的風口。就如同現在要想方設法來它幾篇拾萬加,才是商業成功的必由套路。同這篇先期放出的宣傳文相比,印在《戰歌》書封上的壹段劇透文字,卻有意識地保持某種文化中立的姿態,讀起來只落個曖昧不明的印象:“這個故事,關系著壹位母親、兩個女兒,以及她們的兩條狗。原本,故事意在講述,為什麼中國家長在養育孩子上要優於西方父母。但最終成書,它卻圍繞著壹場文化之間的劇烈沖突,光榮的滋味轉瞬即逝,而我卻被13歲的女兒所挫敗。”
《戰歌》既然如此唱響,那麼母女之間的對抗就發生在文明沖突的語境內,要宣揚中國為人父母者的教養方式,蔡教授就要制造出中西之間非此即彼的對立,比方說,“西方父母尊重孩子們的個性,鼓勵他們追求發自內心的熱愛,支持他們的選擇……與之形成對照(by contrast),中國式父母相信,保護孩子的最好辦法就是讓他們面對未來做好准備,讓他們發現自身之所能,為他們武裝上技能、工作習慣以及內在的自信”[5]。這種在中西方之間反復不斷的“by contrast”,正是支撐起《戰歌》情節不斷延伸以及矛盾激化的邏輯主線。在蔡教授筆下,虎媽的教育方式是壹體兩面的,壹方面刻畫著中國父母的家長作風,另壹方面則是,非虎媽者,即西方父母也,這種為了沖突而沖突的中西臉譜刻畫,當然難以經得起硬社會科學的檢驗。書之將末,虎媽又壹次挑逗西方讀者的神經:“我不願意屈從西式的社會規范,雖然政治正確,但卻是如此愚蠢,而且在歷史上也從未扎根……非要說,我認為美國國父們懷有中國的價值觀(America’s Founding Fathers had Chinese values)。”[6]凡是虎媽做派的,就都是中國的,虎媽之粗暴是如此刻意,在中西方之間亂點鴛鴦譜,西方讀者不反彈才怪!
但為何中國讀者也不買賬?現有壹位耶魯法學院教授在西方兜售中國教育之道,何妨把虎媽也算在中國模式的陣營內,得來全不費功夫呢?為什麼非要說不呢?打量壹下蔡教授,再讀壹讀《戰歌》第肆章“蔡氏家族(The Chuas)”,讀者大概會有發自內心的質疑或困惑:憑你也能叫中國媽媽?看這位蔡姓女士,出生在美國,父母及其家族都生活在菲律賓,要往前數好幾代,祖上才是中國東南沿海福建省的客家人,嫁了個猶太男人,生了兩個混血女兒,若是在西方也罷,蔡教授有著黃皮膚和黑眼睛,但《戰歌》漂洋過海來,面對中國讀者,虎媽何以主張我是壹個中國人,我之所為,就是中國育兒之道呢?
這個問題在這裡提出,並不是要刁難虎媽。想想看,《戰歌》在書封上即有開門見山的交待,本書的主角是“壹位母親、兩個女兒,以及她們的兩條狗”,這裡的“兩條狗”是什麼鬼,要是問壹下中國人,那麼他們必定會問,爸爸去哪兒啦?這種講故事的方法,真的是中國的嗎?還是首先要迎合這本書從壹開始就要訴諸的西方讀者,因此不過是東方主義的又壹次營銷而已?
若是繼續揣摩不滿者的心理,恐怕還不僅如此。追溯《戰歌》問世時,雖然只是短短柒年之前,但虎媽的讀者當年就心態而言,卻仍停留在上壹個時代的尾巴上。那些年,我們的中產階級父母正在樂此不疲地學習西式教育,以之安排自己的育兒之道,他們憎恨之所向,以及媒體火力所要全力絞殺的,正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基礎教育。據稱,這種以高考為最終檢驗標准的教育體制只會培養出高分的低能兒,家長要是有本事,就要讓自己的孩子逃離高考—到美國去!虎媽在中國的第壹波讀者,基本上也就是這些做著美國夢的中國中產父母。他們唯某種西式教育理念馬首是瞻,正像模像樣地推行著以快樂為本的教育,也因此,虎媽戰歌唱得越響亮,讀者心裡也就越嘀咕,因為她在書中的每壹次勝利都是對讀者叁觀的壹次打擊。
想壹想《戰歌》的中文版:《我在美國做媽媽:耶魯法學院教授的育兒經》[7],從“虎媽的戰歌”改為“我在美國做媽媽”,國內出版商做了用心良苦的改動,看似出入不大,但整本書的要旨卻被改頭換面,原本是在西方宣講中國媽媽的管教之道,中文版卻成為了美國精英的育兒經,虎媽的中國身份在中文版的書名中早已消失無蹤。據說蔡教授因此對這壹版大為不滿,身為耶魯教授以及曾經的哈佛學子,她當然不願意看到自己被改頭換面,也不相信自己的作品非要被包裝成“哈佛女生”才能賣得動。但在商言商,《我在美國做媽媽》在2011年顯然更能打動人心,讓中產父母心甘情願地為之買單,看壹看耶魯法學院的教授是如何(相夫)教女的。時至今日,我們也許可以說,《戰歌》這本書來得早了壹些,現如今的中產父母都是“虎媽”了,他們當年對虎媽表示呵呵時,很難想到會有今天。《虎媽的戰歌》在中國是壹本屬於2018年及以後的書,時間還給虎媽壹個公道,而歷史的進程也讓曾自以為是的中產家長嘗到傷筋動骨的教訓。原來,他們從來沒有掌握文化的領導權,只是隨波飄搖的海草而已,不到拾年的時間,他們就從快樂的素質教育理念消費者,被社會現實逼迫成中國的虎媽虎爸,那些當年向他們兜售快樂教育的人,現在轉而販賣焦慮,做的都是壹本萬利的生意。-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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