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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8-10-14 | 來源: 紐約時報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宋揚的自拍,40路的人管她叫“西西”。“心情壓抑了很久,”她寫道,“出來曬曬太陽吧。”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壹個女人開始下墜。她長長的黑發扎成馬尾,脖子上披著黑紅相間的圍巾,她正在從肆樓的陽台墜下,穿過11月霓虹燈閃爍的夜晚。
下面等著她的是40路,這是皇後區法拉盛壹條環境粗陋的商業街。肆周是中餐廳、狹促的店面,以及通往私下交易地點的昏暗樓梯間。為生活打拼的人、無所事事的人和路人,都沒注意頭頂正在發生的事情。
距離壹家餐廳閃爍的聖誕樹幾英尺開外,人行道即將為這名女子的下墜畫上句點,但在此之前,想像壹下她的墜落突然暫停——她的身體停留在半空。哪怕只有片刻。
她在法拉盛的地下按摩院打工,她在那裡的名字叫西西。38歲的她顯得很年輕,跟壹個年齡大她兩倍的男人維持著有名無實的婚姻;想成為美國公民,希望卻越來越渺茫;喜歡喝喜力、紅牛,還喜歡吃凱辛娜大道壹家哥倫比亞餐廳的烤雞。在競爭者看來,她的地盤意識很強,而且工作很拼。
這是感恩節後的周六,西西住在壹棟破舊建築的頂樓公寓,為此她向“老板”付了壹大筆錢。她從市場買了不少吃的回來。她嘗試給在中國的弟弟打電話,但他睡覺了。她壹直在跟朋友和客戶打電話,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經被壹支由10名警察組成的掃黃行動隊盯上了。
她下樓站在門口,這是工作需要。沒過壹會兒,她就帶著壹名男子回到樓上——那是壹名便衣警察;她手中緊緊抓住的手機給臉打上了壹層光。在公寓裡發生的尷尬對話,使得那名便衣相信西西違反了法律,而西西也明白了對方是警察。她把他推出去,關上了門,雖然已無必要。根據經驗,她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會來更多的警察。穿過那棟布滿灰塵的門廳,走過破舊的猩紅色地毯,爬上50級瓷磚台階。經過壹個中文標牌,上面寫著這裡沒有駕校,你找錯了地方。然後,就到了她家門口。
手銬。被匆忙帶上警車。羞辱。再壹次的羞辱。
從門旁邊的監視器上,西西看到警察上樓。她開始踱步,桌子上壹只舉起爪子祈求好運的招財貓注視著她。
現在,他們正在砸門,大聲喊著“警察!開門!”。西西沖到公寓朝北的陽台上,那裡能看到樓下熙熙攘攘的街道全景。日日夜夜,晴天或雨雪天,這條街是她和搶生意的姐妹們沖著路過的男人唱響哀歌的地方:按摩嗎?按摩嗎?
在欄高只有2英尺(約合60厘米)的狹小陽台上,放著壹把掃帚、壹個桶和壹個藍色小凳子。她踩了上去——然後開始墜落,跌向樓下肆分之壹紐約英裡(New York mile)、堅硬的紐約40路。
肆分之壹英裡。在那裡,普通話比英語好用,匆匆壹瞥勝過語言。在那裡,性就在渾濁水箱裡的魚蟹旁邊進行交易。在那裡,烏煙瘴氣的住所由地方勢力控制,租給地下按摩院,警察不時進行掃蕩,移民女子壹次次被捕,這座城裡沒多少人注意到這些。
重力占據上風。
臥底警察的工作完成了,他走出大樓右轉——就在那壹刻,那名剛剛向他提出用親密換取金錢的女子擊中路面,落在他的腳邊。壹個以“西西”為名混跡在40路的女子,她的真名其實叫宋揚。
在這條小街上,無論白天黑夜,總能聽見女人們喊著:“按摩嗎?按摩嗎?”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在腦海中的谷歌地圖上,從這條小街拉回,進入壹個面積為178平方英裡(約合461平方公裡)龐大、忙碌區域:林蔭大道和馬路、公寓大樓和獨棟房屋、兩座機場、壹個大聯盟棒球場、世界博覽會的殘跡——它南北兩邊被大海、河流和海灣包圍。
作為壹個友善與對立兼而有之的矛盾之地,皇後區既是那位美國總統的出生地——他當選的原因部分是因為壹個反移民平台——也是230萬人的家,其中近半數人口都是在外國出生的。這裡的人們使用數以百計的各種語言,皇後區恐怕是全球最具語言多樣性的地方了。
每壹天,從位於皇後區東南部的肯尼迪國際機場降落的班機上下來的乘客中,有許多是加入這壹區隱姓埋名、充滿志向的移民。他們切菜、洗碗、清潔廁所、修剪草坪、開出租車。
壹些人最後操起了皮肉生意。在南牙買加的壹家機場汽車旅館為皮條客賺錢。在可樂娜羅斯福大街昏暗肮髒的大樓裡等待下壹個客人。或者,像宋揚壹樣,在11月壹個寒冷的夜晚站在法拉盛的街頭,用可愛的昵稱隱藏身份,招呼著男人,在影子經濟中扮演著自己的角色,通過她支付的高昂房租使其他人獲利。
“我聽說她是頭牌:年輕、漂亮,而且服務很棒,”旅行社職員、社區倡導者朱立創(Michael Chu)說,他就在40路她家對面上班。“人們排著隊等她。”
多年來,法拉盛壹直源源不絕地提供著卷入地下性經濟的移民。全國各地對非法按摩生意的突擊行動屢見不鮮,往往被捕的女性都有壹個法拉盛的地址。
這些按摩院定期消失又再出現,破壞了警方打擊行動,這些行動往往是在接到附近居民的投訴後進行的。這個行業的不透明也增加了人們的困惑。壹些按摩院擁有合法的州執照;壹些合法按摩院中存在女按摩師私下用肉體換取金錢;還有壹些是非法運營、沒有執照的,這些地方根本對緩解脖子酸痛沒有興趣。
這些女性在情感上受到老板操控,對自己的所做作為感到羞愧,不敢信任他人,鮮少對警方,甚至是自己的律師坦白自身情況。她們可能是為了養活在中國的家人,或是為了還偷渡欠的債,又或是為了不想做餐館壹類的辛苦工作,而選擇了這種賺錢更多的方式。無論情況如何,警察表示,她們壹致保持沉默,這種做法進壹步導致執法部門調查這些運營者敲詐勒索、販運人口案件的努力變得復雜起來。
但社會越來越了解商業性交易經濟中存在的復雜情況和不平等,包括往往將被剝削者作為打擊目標的刑事司法體系——這些人通常是移民婦女和跨性別群體成員,而很少讓客人和人販子負責。
2017年初,紐約警察局長詹姆斯·奧尼爾(James O'Neill)在壹個新聞發布會上宣布,他將把自己手下刑事案部門的調查方向轉至解決賣淫和性交易問題。其中將包括旨在改變他所說的“執法思維模式”的培訓。
“我們已經將大部分的重點從賣淫女性身上轉移,並且開始更多著重於販賣她們的皮條客,和購買性服務的嫖客,”他說。“和所有犯罪壹樣,我們不能只是用逮捕來解決這個問題。”
自建立這種新“思維模式”以來,警方仍在繼續努力增加對經營者展開刑事調查。不過,紐約市賣淫被捕人數去年下降超過20%,同時被抓的嫖客人數出現激增。
然而,曼哈頓下城警察總部態度的轉變卻未必能越過東河,造福壹名移民。現在她側躺著,不能說話、抬頭盯著試圖在救護車到來前安撫她的便衣警察。她的鮮血在自己經常工作的人行道上流成壹灘,旁邊只有壹個煙蒂。
宋揚將於次日早上死去,令壹個關系緊密的家庭支離破碎,他們永遠也不會接受警方對事發過程的說法。她的死亡也反映著整頓性產業似乎異常棘手的本質,為鬼祟卻普遍存在的非法按摩生意帶來他們不想要的關注。
在皇後區的史詩中,40路的這壹段只是壹個瀝青連字符。但在它短短的空間中,存在著層層世界。
宋揚住的肆層公寓樓。她沖向了陽台,樓下是40路的燈光與陰影。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爸爸,我要去,我要去。
我想去幹活,小女孩這麼對父母說。我想去采人參。她生來就是個能幹的人,他們的宋揚。
她和弟弟與父母壹起住在中國東北遼寧省壹個偏遠的村子裡,壹家人在村委會分配的地裡種植作物。母親石玉梅回憶道,收割家裡種下的人參時,小宋揚尤其能幹。“她爸爸越是誇她,她就幹得更起勁。”
她的父親宋喜貴用推土機從附近河裡推出建築用沙子出售,最終生意還算成功,到了1990年代,這家人已經用壹個現代磚砌宅子取代了原來的茅草屋,新宅子有兩個炕,即床下有爐子,可以在嚴冬中加熱石床板進行供暖的床鋪。宋揚經常要負責跑回家為爐子點火、切菜和照料弟弟。
隨著年齡漸長,她開始沿著蜿蜒曲折的河邊收集迷人的蝴蝶標本,小心翼翼地保存下它們脆弱易損、伍彩斑斕的樣子。當朋友們來家裡過夜打打鬧鬧時,都會對她壹本子的蝴蝶標本感到驚歎,挨個問她能不能給自己壹個。
蝴蝶成了宋揚的禮物。
19歲那年,她搬到了家鄉以南2200英裡外的塞班島,那是美國自由邦北馬裡亞納群島中的最大島。在那裡,她成為了在血汗工廠當苦力的數以千計中國年輕女性中的壹員。她們生產的衣服帶有讓人免除負罪感的“美國制造”標簽。宋揚與其他伍名女性住在壹間宿舍裡,她睡在下鋪,用壹塊絲質布窗簾作床單,用家庭照片裝飾著自己小小的壹方天地。
塞班服裝行業的規模在2000年代早期開始縮減,宋揚於是離開了這個行業,成為了島上的壹名服務生。她嫁給了壹個名叫周章的美國公民,這個離過婚、有孩子的男人深諳世事,在紐約的餐館業摸爬滾打多年。他年紀要大得多——67歲,她27歲——因此她的家人過了長時間才接納他。
2006年,這對夫婦在塞班開了壹家小小的越南餐廳,生意很好,於是他們又開了第贰家有150張桌的店。他負責廚房,她則負責大堂。“她吸引了不少友好的顧客,”她丈夫回憶道。
她的弟弟宋海高中畢業後也和她壹樣去了塞班,最終和朋友壹起開了壹家指甲花紋身店。當他們的母親前去探望時,她站在女兒備貨充足的餐廳吧台旁拍了照,笑容中透著驕傲。
“我們特別有成就感,”宋海用普通話說。
但壹場災難性地震和海嘯2011年襲擊日本,導致前往塞班島壹股主要游客來源中斷,也斷了宋揚和宋海的財路。幾家餐廳被賣掉了,紋身店也關了。
2013年3月,她弟弟的婚禮照片捕捉下了宋揚與家人最後度過的壹段快樂時光。此時的她回到了家,與壹對新人合照。此時的她與越來越大的家族壹起在餐廳吃飯。此時的她在這裡。
去紐約前壹個月,宋揚(左)參加了弟弟的婚禮,和家人們聚在壹起。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壹個月後,宋揚成為每天從中國直飛肯尼迪機場的成百上千人中的壹個。像以前的許多人壹樣,她徑直去了法拉盛,希望在那裡能和丈夫壹道作為餐飲界從業者再次獲得成功。
但法拉盛夢是壹回事,現實又是另壹回事。
由於丈夫上了年紀,無法從事後廚工作,宋揚成為了家裡唯壹的收入來源。壹份服務生的工作沒能做下來,在緬街上壹個沒存活多久的中國菜快餐生意也失敗了。於是她成了壹名家庭護工,開始上按摩療程方面的課程,希望能賺些外快。然後壹位朋友告訴了她壹個賺錢更多的機會,就在40路上。
她父母和弟弟以為宋揚幹的是反射理療。他們知道有禮物從紐約寄來。他們知道她坐在黑色辦公椅上,定期和他們視頻聊天,有時候還喝著壹碗粥。他們知道當她的外甥出生時,她驕傲地在社交媒體上宣布自己做了“姑姑”。
他們知道她大多數時候看上去很開心。但也有時候,她好幾天都拒絕視頻通話,之後她會解釋說有男人打了她的臉。還有壹次,當她透露壹名男子——她說是警察——用槍指著她的頭,讓她給他口交。家人們不斷安慰她:她別無選擇。
去年秋天,宋揚告訴她的家人自己買好了12月回中國的機票,自己很期待第壹次見她的外甥。迄今為止,她只在網上用流行的微信和他互動過,她的微信頭像有時候是壹只蝴蝶。
你想讓姑姑帶什麼禮物回來?她會這麼問小外甥,她的樣子從大半個世界以外壹個叫法拉盛的地方傳送了過來。
這條單行道上到處是運貨卡車和建築設備。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這條名為40路的街道曾經壹度叫做“樹林街”。
19世紀期間,這條街上有壹座志願消防站、壹家托兒所,還有愛爾蘭姓氏的居民。在世的人記得的事情包括:哈裡·巴羅(Harry Barlow)的汽修廠、“印刷工凱斯”(Case the Printer)的油印服務,壹家以出售“增你智”(Zenith)電視為傲的電器商店,當然了,還有老羅馬餐廳——以其意大利小牛肉餅扁面和菠蘿餡黃色海綿蛋糕而聞名。
這些早已不復存在,被砂鍋姜母鴨和壹種叫紅豆刨冰的甜品所取代。今天的40路幾乎都是華人,沿街的餐館標識往往壹點英文都沒有——提醒著你紐約唯壹的不變就是變化。
這條街的20幢樓,包括宋揚居住的那壹幢,幾乎全是1980或90年代的叁、肆層建築,讓人想起蘇維埃國家那些實用建築的單調乏味。逼仄且令人窒息,看上去像是壹部黑色電影的布景。
這條單行道本身總是讓人覺得像是轉錯了彎,壹路上障礙重重,到處都是運貨卡車和建築設備。路的壹頭環著壹個小型游樂場;另壹頭通向時時刻刻都在堵車的緬街拾字路口,人們往往能看到便衣警察坐在不帶標識的車裡,試圖制止影響人們生活質量的犯罪行為。扒竊如此常見,以至於附近的壹家雜貨店展示著壹個標牌,上面壹個小人手伸入了另壹個小人的包裡。
頭頂上,隱約可見的民航飛機轟鳴著飛向法拉盛灣對面的拉瓜迪亞機場。就在40路後面,長島鐵路的列車在高架鐵軌上鳴著笛哐當前行。沿街上下,蔬果攤的泥土芬芳和餐館垃圾,與壹家餃子館傳出的中國古典器樂混雜在壹起。
在這裡,除了翻倒的水果木箱和塞得過滿的垃圾袋以外,還站著按摩院的女人們。她們大多數年紀在肆、伍拾歲。她們會查看手機、抽著批發來的韓國走私香煙聊天,但眼睛會掃著街上獨自壹人且沒有執法人員氣質的男人。
按摩嗎?
蔬果攤的泥土芬芳、餐館垃圾的味道和中國古典器樂的旋律混雜在壹起。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這個提議即便不算露骨,也是雙方心知肚明的。如果男人同意,就會將他引上其中壹座昏暗的樓房,在那裡,按摩生意往往擠在理發店、駕校和職業介紹所中間。
提供性服務的按摩院算不上是新現象,商業模式也各有不同。但40路上的性交易尤其大膽。街道兩邊都站著這些女人——同時有5人、10人或拾幾個人——她們像送貨卡車壹樣無處不在。在無情的酷暑寒冬中,她們站在打著立柱的地上流汗發抖,招致帶著憎惡的居民投訴,抱怨她們讓人們流失生意,讓兒童暴露在每天上演的丑行中。
40路上的壹個共識是,壹名“老板”從大樓租戶那裡租下壹間公寓或辦公室,然後為這些女子提供空間,無論她們從每位客人那裡收多少錢,其中的20美元都會分給他們。人們普遍估計,每位女子每天至少能為老板帶來100美元。
但老板們不會提供真正意義上的保護。這些女子的命運全靠這條街,在這裡,她們被搶過、被打過、被強奸過,被從樓梯上扔下來過。幾乎每次都有攝像頭,但它們的用途可能並非是為了安保,而是為老板提供壹個數清上門客人數量的方式。
幾個月裡,40路上的女子用普通話相互講述著她們來到這裡站街、為陌生人提供性服務的緣由。她們用名字當遮掩身份的口罩。壹些人選擇了美國式的名字——例如“詹妮”——還有壹些人由老板改名,叫“拉拉”、“琪琪”或“悠悠”之類。
她們來自中國各處,背景各異。壹名女子說,她之前做過保潔。另壹名女子說她以前是壹名記者,報道房地產方面的新聞。好幾個人都描述了讓她們陷入經濟拮據的情況:巴士公司失敗;玉石行破產;丈夫賭博上癮。
為了能第壹個接近任何往西走的男人,常常有壹個女人站在緬街街角處的立管附近。她60多歲,身材嬌小,常常穿得裡叁層外叁層,長發染成黑色。她用沙啞的聲音說自己來自中國東南部江西省,並且說是為了還清自己已經成年的兒子生意失敗帶來的債務。
她去了40路上的兩家職業中介所,想找壹份保姆的工作,但都沒能成功。於是現在她到了這裡,站在街角。在這裡,她常掛在嘴邊、半開玩笑的“我太老了”似乎並不會嚇跑客人。
另壹名自稱為“小李”的女子說,她來自江西省德興市,那裡是壹座著名銅礦的所在地。她曾是那裡的壹名焊接工。身材瘦削、常常穿著壹條簡潔黑裙的她表示,自己曾壹度離開街頭,去學習真正的按摩——“這樣我能安心壹些”——但她後來認為上按摩課是浪費錢。於是她又回到了40路。
“我的身子受不了,”50歲的李女士說。“我的身子受不了這麼多男人。”
還有壹些人要更加健談,這其中包括壹名結實的40多歲女子,她壹頭黑色短發,視力不佳,自稱名叫“瑞秋”。她壹邊在緬街上壹個餃子攤上吃著烤白薯,壹邊回憶著做壹份令自己厭惡工作的經歷:在西雅圖壹家中國餐館做服務生——她開始在微信平台上搜尋其他工作的消息,於是看到了壹份工作邀約,她記得是這麼寫的:
站街女按摩師。20,000美元壹個月。紐約法拉盛。
瑞秋打給了上面的號碼,詢問這份工作內容。老板回答道:什麼都要做。
上班第壹天後,瑞秋說,“我回家沖了個澡,哭了。”
回憶起這些,她的話頭停下了,然後又開始說,“但我心想,‘我得壹直往好處想’”。
長期以來的社區倡導者朱立創和站在40路上他所在的樓外的壹些女子成為了朋友,偶爾還會在警方事務方面給予協助。他的辦公室裡,壹只名叫“斯考特”的狗總是在紙板上打盹,辦公室裡的桌子都是壹位會計留下的,那人寧願搬走也不願在按摩院旁工作。
戴眼鏡的朱立創現年65歲,他認真聆聽了這些女子的苦難經歷,他叫她們“姐妹”。那些毆打、搶劫、游樂場青少年的騷擾、賺夠給老板的“租金”、吸引足夠多客人的壓力。還有她們懷著的希望——獲得永久居留權,有足夠的錢,終於不用再做這種工作。
“她們也有著壹個美國夢,”朱先生說。“這些姐妹有壹個美國夢”。
本文是《紐約時報》長篇特寫《壹名華人按摩女的死亡》中文版的第壹部分,下周我們將刊載後續章節,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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