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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8-11-24 | 来源: 政事儿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周永康 | 字体: 小 中 大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司法领域发生巨大变化，其中职务犯罪审判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近年来，中国职务犯罪审判有哪些变化？近日，“政事儿”（微信ID：xjbzse）独家采访了对此感触很深的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主任郝春莉。
郝春莉从1996年开始从事律师职业，至今已有22年。她曾代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案，河南省委原常委、洛阳市委原书记陈雪枫案，中国铝业公司原总经理孙兆学案等众多落马高官案，以及央视大火案、吴英案、黄光裕哥哥黄俊钦案、原铁道部窝案之丁羽心案等重大案件。
谈中国律师制度变化：
“辩护权的发展和保障，是中国法治进步的缩影”
“政事儿”：1985年你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在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后来为什么会选择做律师呢？
郝春莉：我是学法律出身，一直有一种很朴素的价值观，就是“要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就像胡适先生说的一样——“为人辩冤白谤，乃第一天理”。如果能用所学知识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是我的人生意义所在。
1996年我开始做兼职律师，2002年从中国人民大学辞职做专职律师，创办律师事务所至今，不管是在高校还是做律师，这种价值观都没有变过。
“政事儿”：做刑事辩护是不是很难？
郝春莉：做律师难，做刑事辩护律师更难，做一名女刑辩律师尤其难上加难，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项挑战性很强、压力较大的工作。
记得当年我办理的第一起刑事案件，是师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老师，我们一起办理了一宗涉密犯罪案件。那时我刚刚涉足刑辩，跟顾老师学习如何会见、阅卷、开庭等。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当时阅卷到了法院阶段才可以，只能是眼看手抄，工作强度很大，后来逐步发展到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拍照复制，到现在可以使用电子卷宗，几百本卷宗一张光盘就可以了，变化很大。
在与顾老师学习的过程中，他那种富有严密的逻辑性以及专业化、精细化的辩护风格使我受益匪浅。
后来从央视大火案、吴英案到原铁道部窝案之丁羽心案等，在一件件大案要案辩护中，一步步走来，我不但见证了律师辩护权利的发展与变革，欣慰的是，我们的辩护意见能够得到办案机关的认可、采纳与尊重，达到了较理想的辩护效果。
从事刑事辩护既考验一个人的智慧、逻辑思辨性，又考验口才、专业知识功底以及内心修养等等，要求很高，挑战性很强，但这也是一名刑辩律师的使命感与荣誉感所在。
“政事儿”：你从事律师职业22年，可以说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变迁的半部历史。能否谈一谈中国律师制度有哪些重要变化？
郝春莉：第一，从1978年中国律师制度恢复至今，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律师制度最重要的变化是从无到有，从有到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定位不断在转化。
改革开放初期，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属于国家干部，律师事务所是国家的事业单位。1988年开始律师制度改革，允许成立不要国家经费自负盈亏的合作制律师事务所，90年代初，国家深化律师制度改革，不再以所有制性质和行政级别属性界定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性质，绝大部分律师事务所改制成合伙制律师事务所。1996年的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是社会的法律工作者，律师资格考试也改革为全国统一组织的国家司法考试。-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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