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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9-01-06 |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香港 | 字体: 小 中 大
20世纪50年代，在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金庸虚实相间的“新派武侠小说”，大大拓展了香港人阅读的想象空间，纵深了历史记忆。武侠行踪在江南、中原、塞外、蒙古草原、大理国、帝都之间铺展游移；小说里的人物与思想，在朝与野、涉政与隐退、向心与离心、顺从与背叛、大义与私情之间寻求着平衡，思考着普遍的人性和古代历史的规律。种种时局的因缘际会，在向来被视为“文化沙漠”的香港，开出了一朵绚烂的花，既与香港时兴的以探求身份为主线的本土文学交相辉映，又以香港为枢纽，向全世界华人群体传播，构建了一个辽阔的、文化意义上的“想象共同体”。
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乡愁般地将中国文化重构为一个完整的实体：“江湖”是一个动荡而且充满暴力的领地，构成了争权夺势与政治斗争的场所，并与朝廷发生关联。
这个文化帝国，在时间与空间上被想象成与20世纪中叶的香港遥遥相对的世界：在这个足以和现代科技可相匹敌的文化体系里，“中国武侠构建出一个想象的场所，在那里，其他的外来文明与科技根本对传统不构成挑战”。
但金庸的小说并未拘泥于这一稳定的结构。相反，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推陈出新，或有新颖的情节，或诞生令人过目难忘的丰满人物，或在叙事结构上做新的尝试，或呈现对人性和历史的新思考：《射雕英雄传》的乱世之苦和侠义，《神雕侠侣》的爱情，《笑傲江湖》“三千年中国政治历史中的人性的悲剧”，《天龙八部》冤冤相报的命运的悲凉底色，《鹿鼎记》对国民性和文化的反思和讽刺……一路读下来，不仅是酣畅淋漓的快感，金庸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思考也层层深入。
1959年，金庸创办《明报》，在香港的左派与右派媒体间选择了“客观中立”的立场。20世纪50至60年代，金庸与当时香港本土文化所关注的身份问题相呼应。香港人的身份是存在于英国和中国两大传统文化之间的特殊身份，那时大陆共产党与台湾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也势均力敌，香港人在这些强大的多重力量当中，有自己的本土立场，也存在身份焦虑和自我认同的困境。
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都站在汉族人的立场来书写爱国情怀，正邪对立分明，从《倚天屠龙记》开始，作为反派的武当派改邪归正，成为和少林寺并驾齐驱的门派。张无忌也超越了正派和邪派，不仅让明教和六大门派和解，共同对付蒙古侵略，而且通过他与蒙古郡主赵敏之间的爱情，进一步超越了汉族与蒙古族的隔阂。到了《天龙八部》，萧峰这样的人身上也出现了血缘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冲突不匹配。金庸超越了民族和国家边界的概念，这与他对深受英国文化影响的中国香港人的本土认同立场的理解，密不可分。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2017年，重读金庸依然历久弥新，意味深长。
1972年，金庸封笔不写武侠。1993年，查良镛在卖掉明报集团后辞去《明报》董事长职位，彻底隐退。
在香港，我曾致函金庸离开《明报》时自己所创的公司明河社，希望能够获得关于他和他家人一鳞半爪的新信息。明河社的人告诉我，这么多年对金庸的报道早已饱满，到了现在，“可知的都已知，未知的或许就是不愿说的隐私，那就让它一直不可知下去吧”。恍然间，我发现我在香港所追寻的，是一个已融入这座城市记忆的金庸，这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现在成了被讲述的故事。-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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