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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9-04-12 | 來源: 叁聯生活周刊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我現在去看我爸過的這壹生,起承轉合特別清晰,在底層社會摸爬滾打,到更復雜的叢林,遇見更高級的騙子,他立刻就被淘汰了。很心酸,可這不過是那個時代的縮影,哪個家庭沒有發生類似的事呢?”

鄭執
口述/鄭執 采訪/駁靜
攝影/蔡小川
這天晚上10點多,我們和鄭執夜襲萬順啤酒屋,傳說中的“窮鬼樂園”。它位於沈陽市和平區阜新贰街,頂在交叉口,視野開闊,周圍有5條街放射而出。夜幕下的啤酒屋是周圍唯壹仍然亮著燈的店鋪。它曾 24 小時營業,全年無休,現在壹半的桌子都空著,早不復當年盛況。
這是“壹席”那個演講視頻被廣泛傳播後,鄭執第壹次到萬順來。他受到了老板娘的熱情款待,手由她拉著,“今天有幾個大學生等了你壹天,壹個小時前剛走,我趕緊先發微信告訴他們”。視頻在網上流傳,連帶地,萬順啤酒屋成了“網紅景點”。鄭執平均每天能收到100多條微博“打卡”私信,讀者到此壹游,發照片給他。
2008年,鄭執的父親因癌症去世,他開始光顧此地。“在這裡喝酒很快樂”。與壹周前在北京某個咖啡館的見面相比,此時的他顯然更坦率,更暢快了,“這拾年我都自己壹個人來,壹個人喝。我喝酒不是為了交流,現在坐在這裡跟你們聊天,我都覺得是種負擔”。
鄭執1987年出生在沈陽,初高中就讀於東北育才學校,東北叁省最好的中學之壹。但高考成績卻不盡如人意,差點落榜,被前來招生的香港浸會大學“撈了壹把”。他18歲離開沈陽,在香港7年,台灣1年,如今定居在北京。生他養他的地方,壹直出現在他作品中。離開沈陽的第12個年頭,鄭執寫出了《仙症》,這是他自認為目前為止自己最好的作品。動筆只用去3天,故事在他腦海裡轉悠了小20年。原型人物的確是他壹個親戚,20年前就去世了,是“那個大家庭裡唯壹算得上的讀書人”。所以對於寫作這件事,過去很多年他都在自己想辦法。
以下是鄭執的口述。


我們叫了幾個菜,點了幾瓶“老雪花”,在啤酒屋最深處圍坐下來
我爸
2009年的大年初伍,我爸沒了,在哈爾濱壹個道場走的。我只買到站票,擠了拾幾個小時的春運火車回沈陽,去辦“死亡證明”,再拿到哈爾濱,好在異地火化。馮叔心疼我,說:“你再站到哈爾濱,吃不消,我開車拉你走吧!”馮叔是沈陽壹個贰手車市場的老板,這在東北就是“混社會”的。壹米八幾,精瘦,刀削臉,右手少叁根手指,當年是我爸的發小。不過他這手指不是打架打沒的。
30多年前,我爸在飯店請幾個哥們兒吃飯,慶祝我出生。大家都喝多了,他跟我爸說:“老叁,我這手指頭沒知覺了,我給它
擰下來,給我大侄兒‘呲花’,你信不?”我爸上頭還有兩個哥哥,所以社會上混的要麼叫他“叁哥”,要麼就“老叁”。我爸也喝多了,說不信。馮叔說,來,瞧著。他把那仨手指頭掰折了,血躥到天花板上,“牛不,上天了”。出事那天下過壹場大雪,夜裡他喝到不省人事,早上起來發現自己倒在家門口,人沒事兒,叁根手指插在了雪堆兒裡,抽出來壹看,都成紫蟲子了。醫生說沒救了,他不信,就這麼攜帶好幾天。
車開在沈陽到哈爾濱的高速上,馮叔問我:“鄭執,你發現我少仨手指嗎?”“你嬸兒就沒發現,我跟她搞對象的時候,永遠站在右邊,牽手也是左手。結婚了才發現我原來是殘疾人。”說完得意地笑,笑完,又跟我講了點我爸的事,為我頭腦中的我爸又添上壹塊人生拼圖。
2006年夏天,我本來還是落榜生,我在“壹席”那個演講裡提到過,我爸壹直以為我成績很好,能考清華北大,沒想到分數離清華北大能差100多分兒。發現被騙後,他氣得半個月沒跟我說話。可7月接近尾聲,我考上香港的大學了,消息登在本地報紙教育版頭條,我爸就約他壹幫老哥們兒吃飯。馮叔邊開車邊跟我回憶叁年前發生的這件小事。“飯桌上大伙兒問你爸:‘東北育才,那可是全沈陽最好的高中,你們家鄭執考哪兒了?’你爸說:‘哎,沒考好,考去香港了。’‘香港?咋回事?’你爸擺擺手說:‘我也不知道咋回事。’說到這裡還要停壹停,眼睛巡視壹圈,再接著說,‘巧了,我兜裡有報紙。’你爸從屁兜裡掏出壹塊紙,疊得方方正正,只露出你那條新聞,給全桌傳閱。有個哥們兒說:‘哎,叁哥,你這報紙給我,我兒子今年高贰,拿回去給他學習學習。’你爸嘴上答應,後來壹想沒舍得,又給要回去了。”
我聽到這個故事那天,是我爸沒的第叁天。後來我看是枝裕和的《比海更深》,看不得,壹看就哭,那裡頭的父子關系像極,父親心裡頭對孩子的成就很自豪,跟外人顯擺,跟兒子卻從不說。在那之前的兩個多月,他都住在癌症病房。最開始我媽沒告訴我實情,等她電話打到香港,我爸只剩下壹個月時間。我到沈陽後,立刻決定要辦休學,馬上辦,因為我想讓他在世的時候知道,他走後我能照顧好我媽。回香港前,我給他磕了仨頭,心裡火急火燎,生怕就這叁天他會突然走掉。臨行前,他突然叫住我說:“到香港給自己買個相機,以後有生之年,要多出去走走。”像是壹句遺囑,壹句很不符合他人設的遺囑。
那個時候我突然意識到,我好像對我爸壹點都不了解。他在我腦子裡只有零零碎碎幾塊拼圖,這些拼圖,有些是我媽給的,我姥姥給的,後來馮叔還給過我幾塊,但最核心的那塊,該由當事人用第壹人稱敘述的那塊,我所知甚少。我想了解他的少年往事,哪怕他是壹個慫人。我決定跟他坦白:“爸,咱得面對現實。等你走了,別人問起我,你爸是什麼樣的人,我都說不上來,有太多你該親自告訴我的事。”我爸哭了。就那壹個月,我們倆聊的天,加起來比過去20年都多。
也正是這壹個月,我們解開了壹個心結。我跟我爸是從什麼時候關系開始變糟的呢?好像就是初高中那幾年,尤其是上了高中,我精神狀態很差,還操作過兩次非常嚴格的“跟誰也不說話”。而我爸面館的生意開始變差。父子贰人都很消沉。再加上我住校,每周只回家壹次。在他眼裡,我上了“育才”這所最好的學校,是讀書人了,而他是壹個年輕時打架混社會,如今生意又失敗的粗人,他認為這樣壹個我肯定瞧不起那樣壹個他。其實恰恰相反。他視作污點的人生經歷,我反而憧憬。我羨慕他的青春歲月裡有過這麼壹段武俠式的人生,我也渴望那種莽撞與熱血。我這輩子估計是不會有那種經歷了。
1999年,我爸靠著賣兩塊錢壹碗的面,賺到了100萬元。小面館開到這個程度,有兩條路擺在我爸面前。壹條路是繼續開面館,甚至開出幾家加盟店。另壹條路,是靠這些家底,做更大的生意。我爸選擇了後者。我能理解他當時的狀態,他想進入另壹個層次,想實現階級跨越,不想繼續拼命、賺辛苦錢。
他投了80萬元買了壹批爆米花機,手裡拿著壹位領導的批條,運到國外賣掉就能大賺壹筆,聽上去萬無壹失。同行的人買了其他貨,壹幫人在對方國家的口岸等了小半年,所有人的貨都不讓提。直到我媽告訴他“算了,回來吧”,他才最後壹個回了家。後來聽說,他們全體撤退後,那位給他們批條的領導秘書後腳就把大家的貨提走了。他壹下被騙走80萬,剩下壹點錢又扔在了股市,辛苦壹生打了水漂。我現在去看我爸過的這壹生,起承轉合特別清晰,在底層社會摸爬滾打,到更復雜的叢林,遇見更高級的騙子,他立刻就被淘汰了。很心酸,可這不過是那個時代的縮影,哪個家庭沒有發生類似的事呢。

萬順啤酒屋共3層,現在第3層租給人當乒乓球社,每小時5元,月收50元
打架
我爸媽從小都在沈陽“大西菜行”長大。這個片區挺野的,原來是個圈樓,中間壹個圓形廣場,向肆周輻射出壹排排房子,俯視有點像福建土樓。說白了是底層人民聚居地,後來拆了,如今原地在建非常豪華的酒店。我從小也壹直住在這片區,好在我媽的工作單位不錯,我就近上了和平壹小。她退休前在和平區的中國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當營養師。她壹開始也不在這麼好的單位,而是在沈陽第壹閥門廠當繪圖員,跟我姥姥同壹個廠子(姥姥在那兒刷了壹輩子油漆)。因為唱歌好,我3歲那年,被醫科大學借調去參加比賽,得了第叁名,她就這麼留了下來。
而我爸,在下崗潮到來之前的1992年,自己主動從電容器廠辭職,開起抻面館。可以這麼說,我父母都幸運地躲過了下崗潮,沒有被它擊中。
他們倆的關系,有點像鄧超、董潔演的壹個片子《你是我兄弟》,壹個混子,喜歡片區裡的壹枝花。我媽算是那個底層世界裡學習最好的,長得漂亮,又會唱歌,所以多少年都不愛搭理我爸。但沒關系,作為混子,我爸的路數是這樣的:你不喜歡我沒關系,但誰敢喜歡你,我整死他。
多年以後,沈陽發生了著名的“慕馬”大案。這樁曾在2001年轟動全國的反腐案,牽扯出壹個案犯叫劉湧,著名的黑社會頭子。他比我爸他們小幾歲,欺行霸市,手上有人命。他手底下當時有4個著名的打手,其中有壹個姓蘇,兼職司機。這個人,就是當年追過我媽、被我爸揍到轉學的小蘇。
劉湧案上了報紙,報紙把那幾個人的照片都登出來了。那是2001年前後,那會兒,我也上初中了。我爸我媽拿著報紙小聲嘀咕,我湊過去打探,他們就甩手讓我走開。直到我爸住院期間,我才問出了這件我當年拾分好奇的事。他還給我補充了壹個細節。那時候,我爸的抻面館轉戰到了第叁個場地,就是生意最次的這最後壹家。某天,有個派頭拾足的哥們兒開壹大奔來我家吃面。我爸瞅這人從大奔上下來,心想,怎麼這麼眼熟?他跨進店門第壹句話就是:“叁哥,你不認識我了?”我爸想起來了,這是小蘇。當時的小蘇,風頭正勁,誰都知道他是劉湧手下的肆大金剛之壹。我爸心想,這是報仇來了。
招呼人坐下,酒倒上,那麼喝了壹會兒。我爸先開口:“小時候不懂事,給你打成那樣,是我對不起你,你今天要是來尋仇,我不還手。”沒想到對方說:“叁哥,這都是小時候的事了。我啊,就是聽說你擱這兒開飯店呢,咱多少年沒見了,過來吃碗面。”後來他就成了常客。為這事兒,我媽還誇他人不錯,不記仇。沒想到後來犯進去那麼大的案子。
當年我家裡有各種管制刀具,有些就在我爸床頭櫃裡,漸漸都生了銹。日本人從東北撤逃後,刺刀、叁棱刀這些東西就像破爛壹樣賣到了廢品收購站,多少年後依然能淘得著。這還不過癮,那時還流行自制武器。你看武俠小說中俠客那種細長瀟灑的劍,我爸就做得壹把,還起名兒了,叫“柒星劍”。我爸去世後,我留下幾件他自己做的東西當遺物,其中就有這把劍。柒星劍帶劍鞘,木制,有壹回不小心給泡爛了,我壹直想著什麼時候能把它給修壹修。不過劍沒開刃,因為真打起架來可沒人用這個。
我常聽我媽對我爸講兩句話。壹句是:“要不是跟我結婚,你爸早進去了。”還有壹句是:“你爸運氣好,沒吃過大虧。”所謂吃大虧,要麼身上留殘疾,要麼進去過,他都沒有。倒也不是什麼傷都沒落下,有壹陣他抽煙,只能用小拇指和無名指夾著,別人以為他耍帥呢,其實不是,他是中指和食指受了傷用不了。
我從小聽的故事,都是我媽、姥姥還有舅舅講的我爸從前如何打架。“你爸要是按著當年那股勁頭打下去,早就進去了!”這是他們感慨浪子回頭,另壹方面,回了頭的浪子又積極地把技能傳授給兒子。他當然也像我媽壹樣希望我讀書,可同時又覺得,他的兒子學打架,理所當然。我就在兩種截然相反的希冀中長大。周壹到周伍,我在文明人的和平區上學,放學後走壹條街,到我媽上班的醫科大院兒玩耍,等她下班壹起回家。周六周日,我就回到“大西菜行”,大部分時間在家裡練毛筆字,少部分時間看樓下野孩子戲耍。
中國醫科大學附屬醫院是整個東北叁省最好的醫院之壹。進醫院的這扇門,是這壹帶人流量最大的地方。
穿過醫院大堂,就是我小時候常玩的醫科大學校區——這裡算是沈陽寸土寸金的地段,就這麼空著,早破敗了,運動場也成了停車場。
小時候最愛去解剖科,趴著窗戶看老師給大學生演示講解屍體解剖。隔壁壹棟教學樓是早年“日據時期”日本人蓋的,壹進門兩旁陳列的就是屍體標本,泡在福爾馬林的玻璃罩裡,我記得還有珍貴的連體嬰兒標本,我們給他們起了名號,最受歡迎的壹個叫瑪麗,“下課到瑪麗那兒集合”,成了我們會合暗號。更野的是,進大門左側那個樓梯下面,常年放著壹具幹屍,在壹個棺材裡頭,我們會撞開棺材蓋兒,偷偷瞅壹眼。因為這事兒,我媽沒少教育我。
即便如此,和平區還是壹個以“文化教育興盛”著稱的片區。我從小瘦弱,這個瘦弱的小小身軀出現在“大西菜行”那個世界裡,我爸看了不免生氣,“我堂堂壹米八幾的大個兒,兒子怎麼能長成這樣!”我心想,長得矮小瘦弱,這怪誰。他嘴上這麼說,心裡頭想的其實是:“長成這樣兒,出去怎麼打架?”我爸傳授我臨敵大招:撞羊頭。
啥叫撞羊頭?把頭放低,俯沖,去猛撞對方的肚子和下盤。這招我現在想想是對的,我後來學過巴西柔術,第壹條就是想方設法把對方放倒,再高的身高優勢都沒了。不過為什麼是“想想”呢?因為到了我也沒打上壹架,後來長大了,身高有了,撞羊頭這招就失效了。但那些年我可沒少練。為了督促我練習,我爸又想了辦法。我姥姥是泰安人,所以我們家壹直睡糠皮枕頭,這種枕頭很硬,為了讓我練習,我爸就挑壹糠皮枕頭釘到門框上,沙袋似的懸在正中央。我進進出出,都拿腦袋撞兩下,撞得枕頭上繡的那對鴛鴦在半空中亂轉。親戚們上家裡來,我也拿他們當靶子操練撞羊頭。這頭有沒有越來越硬我不知道,我只聽說,贰姨夫有壹陣出公差,給贰姨寫家信,都會鄭重囑咐,“去鄭執家裡串門需小心”。
壹對壹可以用撞羊頭,要是被壹群人圍住了,你怎麼辦?不會打架的人,逮壹圈人胡打亂打,會打架的人,緊著壹個打,就打那個領頭的,往死裡打,那些人就能散。人都是這樣,那些被領來的,沒有人會真正跟你尋仇。
我爸還擅長情景教學。我們爺倆上澡堂,常看到那些人身上的文身、疤痕。有壹回看到壹個人整個後背全是疤,我說:“爸,這壹看就是個戰士。”我爸說:“鄭執你記住,疤在後背,打架都慫。”這道理不是很簡單麼,為啥叫人砍後背,那說明他掉頭跑了。疤捅在前頭,開在腦門的,那才是迎戰。
我爸的邏輯非常叢林法則,他認為世上的男人只分兩種,打人的和被打的。我爸使勁想培養我成社會人兒,我媽對我的目標卻是“文化人”。我爸最後敗下陣來。


我們和鄭執在萬順的當晚11點半,隔壁桌兩位酒客過來攀談
喝酒
我是在我爸去世後真正開始大量喝酒的。
2008年我休學了壹年,之後又回到了學校。我爸去世後,家裡最後剩的壹點錢都給了我,但要完成學業,根本不夠用。不想讓我媽操心,也不想跟朋友借錢,我在街邊找了壹家民間連鎖借貸機構,利息沒太算清楚,不知道它是怎麼滾的,但知道它肯定比壹般的要高,當時也沒往“高利貸”那個方向去想,兩年壹共借了拾幾萬。我給“壹個”APP投稿也在那個時期。它給的稿費很良心,投完還能立刻看到稿子和評論,就這麼合作了壹段時間。現在想起來這是我非常羞恥的寫作階段,曾經我有過這樣的想法,《生吞》以前的作品,恨不得燒掉。很快我就不這麼想問題了。不能因為你今天行了,寫出《仙症》了,就想隱藏過去。如果那些文章有生命,它們會覺得我是個忘恩負義的人。人不應該這樣。
這個時期,我開始酗酒,逢喝必醉,比現在胖20多斤。我喝酒有家族傳承。我姥爺在我媽高考那年醉倒在馬路牙子上,腦血栓後癱瘓,從此再沒起來,去世的時候我姥姥買了拾幾瓶酒給他陪葬。我有壹個叔叔,床底下常年備有兩箱啤酒,早上醒來,躺在床上先來壹瓶。要是沒這口,哈欠連天,幹啥都沒精神。現在管這個叫“酒精依賴症”。但在東北,我從小的生活環境裡,就是這樣壹群酒鬼。酒精如同這個家族男性的第叁性征,流淌在我血液裡。
我開始大量喝酒的時候,是我最窮的時候。心情和心態都不好,必須每天喝大酒。每天晚上幹下兩瓶紅酒才能睡著。那時候是真窮,欠了壹屁股債,壹兩百塊的紅酒喝不起,那我就喝19塊錢的。喝了小半年,喝進了醫院,酗酒的生活這才告壹段落。
從前我也見過我爸在“窮鬼樂園”裡喝,隔著玻璃看到他跟壹幫哥們兒推杯換盞。此時的他會比平時陽光壹些,臉上帶著微笑。由此我掌握壹個規律,他喝酒的時候給的零花錢比平時多。比方說我今天考了壹百分,我先收著,看他哪天喝酒把卷子拿給他,說:“爸,我考壹百了。”他能給我壹百塊錢。如果沒趕上喝酒,他就誇你壹句,沒了。
直到他去世後,我才第壹次走進那扇玻璃門。老板娘問我是幹什麼的,酒膩子不會是我這種模樣,壹來就點好幾個“老雪花”,肆個奢華的下酒菜。他們看我覺得格格不入,我自己卻對這裡感到親近。我現在寫劇本、寫小說,出去他們會說什麼“你們文化人”。我可不是文化人,我骨子裡不是那種東西。我完全不了解知識分子家庭是啥樣,我也不了解文化人該幹啥。

我們跟鄭執路過他小時候經常玩耍的院子,幾位老太太在那兒曬太陽,鄭執說,他姥姥曾是其中壹員
拾年前我來“窮鬼樂園”時21歲,以為全世界都將被我擁有;拾年過去了,我感到自己正越來越接近他們,“窮鬼樂園的廢人”。很有可能,我就是隔壁桌就著壹盤3塊錢花生米喝2塊錢壹扎啤酒的那個人。不過我現在已經不再做假設,人應當克制對自己命運的好奇心。有壹個問題我倒認真想過:如果我有另壹輩子,我想過什麼樣的生活?答案是比這幫人還要廢的生活。不需要愛情,不需要性生活,只需要能照顧我生活的保姆,天天喝酒,喝到肆伍拾歲,完事兒。但人不可能有另壹輩子,所以這輩子,我不能活得像他們壹樣消沉。
我有時也會想,為什麼我事到如今寫出《仙症》這樣的故事。我覺得土地跟人壹樣,你愛他多了,他會冥冥中回饋你點什麼,《仙症》是東北那片土地給我的回復。我迷戀我的童年,就像我迷戀“窮鬼樂園”,就像“窮鬼”們迷戀他們的工廠年代。我知道他們為什麼喜歡到這裡喝酒,因為他們不想從過去出走,那個時候還有飯吃,有國家養,走出“窮鬼樂園”這扇玻璃門,是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文學有壹定的延遲性,20年後,當我們成人,有了表達能力,童年時期在我腦子裡種下的這粒種子發芽了,這粒種子,正是我父母那壹代人經歷的殘酷現實。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小蘇”為化名)
封面故事|講述東北
叁聯生活周刊 2019-04-11

沈陽市鐵西區勞動公園裡下象棋的老人(蔡小川 攝)
最近幾年,雙雪濤、班宇、鄭執、賈行家等青年作家開始把沈陽、哈爾濱作為寫作背景,再加上張猛幾年前的電影《鋼的琴》、耿軍導演的壹系列展現小城鶴崗生活故事的藝術電影,“東北”成為了壹個被文本青睞的地域。
在這些作家和導演的作品裡,東北寒冷、蕭條,那裡有
“下崗潮”之後的落寞,有少年的自卑感,也有中年人的困境。
就像作家梁鴻在接受我們采訪中所說,“我們早年對東北文學的認識可能都來自於蕭紅、蕭軍、駱賓基、端木蕻良等等他們的作品。他們小說裡面的東北氣息,是來源於那個時代的。‘九壹八’事變之後,他們失去了自己的家,失去了自己的故鄉,被迫流亡到上海或者其他地方,所以,他們的作品中有很強的眷戀、批判,這是當時時局的壹個原因”。

沈陽市鐵西區工業博物館裡,被展示和參觀的機器 (蔡小川 攝)
但新的東北創作者沒有那種背景,他們更多地是在當代的環境下創作,“那種個人生存的某種堅韌和自嘲的精神,那種尖銳的,可能是在相對冷酷的環境之下而形成的壹種日常性,有人把它比作‘寒冷中的溫暖’的東西”。
這壹次,我們請雙雪濤、班宇、鄭執、賈行家和耿軍講述了他們伍個人眼中的東北,有他們自己的故事,也有別人的。每個故事都能瞥見東北壹角,組合在壹起也並非全貌。
將創作者捆綁在壹起是不恰當的,每個人的故事和敘述方式都不同,但同樣的時代背景和蒼涼的表達方式,同樣在大的社會結構變化以後,平民生活的失落感和尊嚴感,還是讓人有渴望通過他們各自的敘述了解當下和過去的東北,哪怕只是壹角。

1994年,沈陽開往大連的火車上(王福春 攝/視覺中國供圖)

2007年12月31日, 遼寧省阜新海洲煤礦的工人在休息(苗奧 攝/視覺中國供圖)
壹種模糊現實與虛構的東北敘事
上世紀90年代到2000年初的東北經驗是特殊的,特殊性在於它的強烈和波及面之廣,但這段時代經驗絕不僅屬於東北,每個人都能從中看到自己的生活,或者身邊人的生活。
記者/宋詩婷 攝影/蔡小川

“窮鬼樂園”裡獨自喝酒的中年人
工廠與重金屬
上個月,沈陽作家班宇和兄長阿白喝了壹頓酒。阿白曾經是沈陽地下樂隊“攪水男孩”的主唱,也搞過戲劇和電影放映,現在偶爾寫作。
當年,班宇還是個初中生,是能在酒吧和地下演出現場見到的最小的幾個孩子之壹。據阿白回憶,兩人第壹次見面是在朋友開的發廊,壹群朋克小孩在那兒瞎胡鬧。壹個白面小書生突然進來,還戴了副小眼鏡。他認識阿白,看過他演出,兩人互留了電話。
那時阿白已經從工廠裡出來,專心搞樂隊。班宇在萃文中學讀書,那是壹個重點中學。
2002年聖誕節,阿白和他的樂隊在演出現場改編《鈴兒響叮當》,唱出“叮叮當,叮叮當,窮得響叮當……”時,班宇正站在台下,聯想到自己的生活,以及被這生活所累的人。
很多年後,阿白看了班宇的小說《冬泳》,感到有些慚愧。班宇筆下那些人的情感和困惑他應該更懂得如何講述。
班宇見證過那生活,而阿白經歷過。1994年年底,他18歲,從出生到18歲,他都混跡在沈陽,尤其是鐵西區,從子弟幼兒園上到子弟小學、初中,病了就去工廠醫院看大夫,業余去工人文化宮看電影,長大後又被定向培養成技術工人,子承父業,壹畢業就進了工廠。

1980年3月,沈陽市壹名贰級工每月30~40元工資,夫妻贰人養壹個孩子的確是非常艱難(李曉斌攝)
但阿白沒有父輩幸運,錯過了好時候。1986年,沈陽市防爆器械廠成為第壹家破產的公有制企業。那時,只有極少數人看到了苗頭,絕大多數人依然緊抱著手中的“鐵飯碗”。
1995年之後,橋梁廠、重型機械廠等壹些大企業也快撐不住了。先知先覺的人開始想辦法,有人從瀕臨崩潰的工廠裡謀取最大利益。班宇在短篇小說《梯形夕陽》裡寫到的確有其事,科長和財務合謀,騙走債款。
即便遵紀守法,腦子活絡的年輕人也開始想出路。有人耍賴請了病假,跑去廣州進牛仔褲,成捆成捆地背回來,賣給同樣心思活絡的年輕人。有人耍賴請了病假,跑去做小生意,從推車賣貨到有了自己的小檔口,當年全國知名、俄羅斯人都去買日化的沈陽伍愛市場能發展起來,也有他們的貢獻。還有人耍賴請了病假,也不幹什麼,就是混日子,在工廠裡是混,在哪兒不是混呢。
還堅守在廠裡的年輕人要麼勤勤懇懇幹活,過壹天就多賺壹天錢,要麼就做起了白日夢。阿白的車間裡就有個小孩,17歲,戴個眼鏡,自己還印了個名片,職位大概是宇宙事務研究所所長之類,每日在轟隆隆的機器聲中游蕩外太空。還有個師弟是蹦迪狂人,到處找人蹭舞票,蹭到了就蹬個自行車,下了班就往舞廳趕,壹蹦蹦半宿。第贰天去上班,蹦迪的熱情還不能完全消退,午休時間就在車間裡續上壹段,自己唱歌喊節拍,動作舒展、激烈。上午勞作時掛的滿臉鐵銹還在,水泥地上全是灰,壹折騰就塵土飛揚。大家拿他當笑話,但也不得不承認,那是沉悶工作裡為數不多的歡快時刻。
年輕人可以逃避,可以尋找新活路。最慘的是那些肆拾郎當歲的中年人。從小吃大鍋飯,旱澇保收了半輩子,大多數人怎麼都不相信,廠子真能不管他們。壹開始,他們做的最主要的事就是等。等工資,即便壹年只象征性地發叁次,他們也相信,工廠欠大家的錢早晚會還。等開工,工廠被切了水電,訂單停了,領導幹部會去疏通,復工是早晚的事。等買斷、等並軌、等離退休……私營和小體量的工廠倒閉、改制得早,群眾幻滅得早,轉個身從頭再來,反而輕盈。上萬人的企業大部分在鐵西,努力維持到了最後,那些越晚脫離體制的人賺錢的路子就越窄。

1990年,在鐵路道口等候通行的下班工人(視覺中國供圖)
1996年,阿白家附近的沈陽拖拉機廠破產了,上萬人丟了工作,大家堵在工廠門口要討個說法。當時的沈陽重型機械廠面臨改制重組,法院來討債,能用來抵債的移動資產只有壹輛面包車。
“2000年前後,這樣的事兒多著呢。”阿白輕描淡寫。
那時,阿白迷上了薩特和搖滾樂,回家就打開錄音機,把音樂放到最大聲。媽媽不能理解,白天在車間裡聽著震耳欲聾的機器聲,怎麼回家還要聽這些個震耳欲聾的音樂。阿白說,你不知道,你什麼都不知道,白天那震耳欲聾是我不需要的,夜晚這些才是屬於我的。
聽得多了,阿白就動了實踐的心思。他找來當時壹起在工廠工作的哥們,讓他做樂隊鼓手,又去別處搜羅了壹圈,找來吉他和貝斯,攪水男孩——壹支由工人階級組成的樂隊就算成立了。
後來,策劃了“沈陽地下音樂1995~2002”的策展人董冰峰和我說,盡管有不少來自魯迅美術學院和各大高校的文藝青年,但當年鐵西區出的那些樂隊,大多是工廠子弟。“鐵西區的樂隊很好辨認。”阿白說。用北京話形容就是“混不吝”,都狠,都暴躁,更擅長憤怒。這個勁兒是怎麼來的?“在車間,你天天聞的是鐵銹味,吃的是水泥地的灰,聽的是轟隆隆的機器聲。回到宿舍樓,不得志的男人和老婆吵架、罵孩子,你每天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能不暴躁嗎?”
“東北容易出朋克和重金屬。”這是阿白後來總結的,參考的是倫敦和曼徹斯特工業蕭條期的經驗。都是事後總結,班宇對此持保留意見。
盡管從初中起就混跡在沈陽地下搖滾圈各大場子,也聽說或親歷過不少搖滾圈或瘋狂或殘酷的事,但這小眾文化從未出現在班宇的小說裡。躁動的音樂內化為壹種力量,變成他小說敘述的節奏。在《冬泳》裡,男人、女人和孩子們大多沉默地接受了下崗、被權力壓迫或被同樣陷入困境的人欺騙。
所有人的憤怒都沒踩在點兒上。《冬泳》裡,“我”忍住了壹路的羞辱,把錢遞到了對方手上,人都離開了,才想起撿塊磚頭,追回去拍死對方。《盤錦豹子》裡,壓抑多年的孫旭東在要債人追上門那壹刻才爆發出遲到多年的嘶吼。
故事是虛構的,但憤怒的經驗和審美班宇是從生活中得來的。《盤錦豹子》裡孫旭東的原型是他的壹個親戚。這不是朋克和重金屬的憤怒方式,卻是班宇小說裡和當年無措的工人們的方式。

沈陽市鐵西區工業博物館
工人村、艷粉街與階級
80年代是東北老工業基地最後的黃金期。這段年代記憶,班宇講不了,鄭執、雙雪濤、賈行家都講不了,他們都只能從父輩的尊嚴感和失落裡想象曾經的安穩。
在班宇和雙雪濤的記憶裡,父輩都不是最近幾年回憶“下崗潮”的報道和討論中那麼不堪的形象。班宇的爸爸會彈吉他;前陣子班宇發了條朋友圈,提到廣西壹位作家,姨夫馬上就接了茬。“六柒拾歲的人了,愛看書,還繼續保持著,挺牛的。”
到北京這兩年,雙雪濤認真觀察了北京老大爺們的象棋水平——嚴重不如沈陽。現在偶爾回去,他都在家附近轉悠,找老大爺們的象棋攤,最近瞄上了凱賓斯基酒店前的那片小樹林,初春裡站在路邊看大爺們下棋,壹看看大半天。廠子還在時,更衣間和車間都是出象棋高手的好地方。
鄭執眼中父輩的不服輸全表現在“幹仗”和“家裡有事老爺們扛”上,他與父親的關系從疏遠到和解,也建立在對“幹仗”這事背後的艱辛和堅持之上。就像他在“壹席”那個演講“面與樂園”裡提到的父親開面館的經歷,有些架非打不可。
曾經的“尊嚴感”建立在對自我的身份認同之上,建立在曾經工廠制的輝煌之上。1990年有組數據,僅僅沈陽市鐵西區就有國有、集體企業913家,職工38.1萬人,80年代,這壹數據不會少太多。當年,從和平區進入鐵西的人行道旁有個鐵板浮雕,描繪的是上萬產業工人騎著自行車,進入鐵西區工廠的景象。藍色工作服、膠鞋,贰八自行車,鋁飯盒當啷在網兜裡,掛在車把上,或者夾在後座。那時的工廠有攀比之心,其中壹項是哪家的制服更漂亮。後來就有了背帶褲、白襯衫,蹬起自行車來相當神氣。
鐵西區文聯主席商國華善於回憶那些好日子,至於後來的事,他忘記了,或者說,沒有被講述的必要。70年代初,他在機關工作,每月工資38.6元,工人收入與他持平或略高。那些年,工人村的豬頭肉也讓他印象深刻。沈陽重型機械廠每年過年都要給員工發福利,柴米油鹽略去不表,有壹年還發了壹人半個豬頭,“壹萬多人的企業,伍千多頭豬呢”。那會兒,國有工廠正欣欣向榮,常常壹家好幾口人都在同壹個工廠。下了班,壹人拎回去半個豬頭,湊在壹起能拼成叁肆張豬臉。北方冬天冷,戶外就是天然的冷凍室,豬頭肉吃不掉,就掛在窗外。“工人村那地方,可就壯觀了,天壹黑,窗戶上掛的都是豬頭,瘆人!”
在班宇的小說裡,《工人村》是個被時代遺棄的地方,但在上世紀伍六拾年代,那裡是城市的象征。1952年底,鐵西區西南邊出現79棟紅磚紅瓦的小樓,那裡曾是壹片荒野,當時被改造成了中國最早的工人住宅樓群。
用吃喝來衡量有點俗氣,文化生活也是應該被討論的。
在班宇的《肅殺》裡,主角們跑到伍裡河去看球,父親把兒子送去學踢球,城市球隊的榮耀牽動著每壹個人。在雙雪濤的短篇《飛行家》裡,1967年的紅旗廣場有了日本人放養的鴿子,是喂的,不是吃的,老百姓早早受到了城市文明的馴化。
這些年輕創作者筆下所描述的都是城市生活,生活是現代的,卻不是當代的,恰好與讀者形成了剛剛好的觀看距離。
工廠不僅構建了東北人的生活,還構建了東北人的文化。在90年代之前,東北是全國城市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那裡更早地擁有了真正的城市文化。這些由大工廠構建的文化系統為年輕人的敘事提供了生活細節和文化積澱,盡管這其中有很多恰恰是他們所反對的。
有個數據挺讓人驚訝,截止到1988年,沈陽市鐵西區有廠辦文化宮、俱樂部82個,占全區總數近九成,其中24家還對外開放。工廠圖書館130個,也占到全區圖書館總數的近壹半。
80年代初,鐵西區有近百家放映場所,其中只有叁分之壹對外開放,剩下的都只為工廠職工和家屬服務,其他演出和活動場所也遵循類似的邏輯。1981年,工人村街道還自籌資金建了個工人村電影院,每個周末,電影院門口都停滿了自行車。
工廠的文化宮和俱樂部的活動、演出大部分都主流,但交際舞才是那個年代最流行的,幾乎每個工會都會組織交際舞活動。有工廠從“社會上”請來了跳探戈的演員,工人們穿喇叭褲、戴蛤蟆鏡和演員壹起扭,毫不怯場。正跳得高興,這事兒被領導知道了,趕緊跑去叫停,組織活動的人死扛,愣是沒拉閘,讓舞會挺到了結束。
年輕的作家們把父輩的浪漫和尊嚴感寫在了小說裡。這些故事大多與技術、與理想有關。班宇的《空中道路》裡,開吊車的李承傑纜車遇險後說出了那個建設空中道路的設想。《飛行家》裡,贰叔最終坐上了自己設計的熱氣球,去追逐飛行家的夢想。鄭執的《生吞》裡,貧窮而聰明的男孩、女孩在廢棄的防空洞裡仰望“星空”。
但在這些夢想和尊嚴面前,年輕寫作者抱著謹慎的態度。與追夢相伴的是醉酒、精神疾病或死亡。他們用最熾熱的筆觸表達尊重,卻又在字句間留下了敬而遠之的距離。
了解他們的生活就會發現,這波東北文藝青年都頗為保守和務實。班宇至今生活在沈陽,有壹份穩定又能給他充足空閒時間的工作。雙雪濤大學學的是文科專業裡看起來比較賺錢的法律,畢業成了銀行職員,壹幹就是六柒年,直到拿了筆寫作基金才下了辭職的決心。在《聾啞時代》裡他虛虛實實地提到過,在“壹席”的演講上也調侃過自己,在“下崗潮”裡,父母無壹幸免,作為曾住在艷粉街、家裡唯壹交了九千塊錢念重點初中的孩子,他身上擔負著改變家庭命運的重擔,必須小心翼翼,不容有失。賈行家也壹樣,踏踏實實地學了法律,先找了份穩定的工作。鄭執身上江湖氣更重,但他把父親打架的力氣用在了寫劇本賺錢上,“名利雙收”是他不太避諱的說法。耿軍倒是不安生,那是因為,他職高畢業那年學校不再包分配了。
這種差異在班宇和雙雪濤身上可以找到原因。在90年代末、2000年初的壹段時間裡,沈陽有個“校中校”制度,為了讓這制度的“昂貴”更顯而易見,當地人把這些重點中學稱為“九千班”。不管成績多優秀,考上了就要交九千塊錢。這筆錢說多不多,說少也不少,的確有些人被它攔在了校門外。
巧的是,“九千班”制度和“下崗潮”在時間上重疊了,剛剛開始分化的階級在校園裡顯現。別人家冰箱裡有喝不完的汽水,班宇買壹瓶還要算計壹下。同學都有手機,雙雪濤沒有,放了學沒人找得到他。
雙雪濤說,中學時代他身上有強烈的自卑感,這種自卑感甚至在後來成為他重要的寫作動力。班宇同樣感受到這種階級差異,但他和雙雪濤不同,在搖滾樂的呐喊中,這種情緒被發泄、被蔑視。

今天的沈陽已完全不是90年代的樣子
構建與偏見
作為壹個地域認同感很差的東北人,我很早就有壹個疑問。為什麼沒有壹個雲南人和壹個肆川人自稱西南老鄉,東北人卻總急著認親?
在沈陽那幾天,回聲書店的老板潘赫帶著我轉沈陽。時隔拾幾年,再次騎著自行車穿梭於這座城市,關注的卻是完全不同的風景。從拾緯路、和平北大街、中山路再到太原街,這片街區的街道和小巷裡散落著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叁肆拾年代的老建築。
當年的偽滿洲國以鐵路系統為依托,控制著其附屬地,並輻射到周邊區域。直到今天,鐵路系統辦公樓、家屬樓都圍繞著當年的附屬地拓展開來,占據著這座城市最核心的位置,這在東北以外的城市很少見。
東北就是因鐵路而被聯結在壹起的。美國學者拉鐵摩爾在《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裡分析,“過去的東北地區各部,從來沒有完全互相同化過。政治中心隨著草原、森林或南部農業民族的興衰而轉移。因為這個原因,中國的歷史文獻沒有討論過整個東北地區”。直到19世紀後半葉,若幹國家在政治上企圖侵略中國,在吉林、哈爾濱和遼寧修建了鐵路,將這壹區域連成壹片,才有了今天“東北”的概念。

沈陽回聲書店店主潘赫
所以,從壹開始,東北就是工業文明的產物。
這壹形象又在1949年後被強化,在新中國第壹個“伍年計劃”期間,東北落地了156個國家重點工業項目中的54個,成為全國最重要的工業基地。在90年代之前,東北的重工業城市有著類似的面貌和相似的工業區生存邏輯,沈陽是其中壹個,也是整個東北的縮影。
1985年的輝煌,1995年的人心惶惶,還有今天的面目全非。班宇、雙雪濤、鄭執,賈行家,還有導演耿軍、張猛等人的文本幾乎都聚焦這叁個歷史節點,或這些節點的遺跡。
我們隨班宇回到他的沈陽,他的鐵西區。如今,這個老工業區已經早沒了大煙囪,衛工明渠不再散發出壹股臭味,建設大路北側的幾百家工廠也基本不在了,除沈陽熱電廠和東北制藥廠等幾個大廠,其他幸存的國有大廠都已搬遷至開發區。原來的工廠設備被拉走,圍牆拆除,修出工整的路。規整的鐵西區多出小北叁路、小北肆路這樣“小”字頭的路,它們曾是工廠圍牆裡的內部道路,或是用於運輸的鐵路。這些工廠遺址被賣掉,壹座座商業住宅和商場拔地而起,在2000年初那段時間,壹度帶活了鐵西區經濟,被視作重工業基地經濟復蘇的跡象。
盡管今天的老工業區早已面目全非,“掃黃打黑”也大見成效,但艷粉街的窮人、凋敝的工人村、黑社會、下崗潮、命案、雪……還有那些在“共和國長子”時期常出現在《新聞聯播》和《人民日報》上的工廠名字,相較於眼前的精裝樓盤和購物廣場,這批東北創作者作品中的符號更符合大眾對於東北的想象。
在過去拾幾年,尤其是2010年之後的新聞和網絡討論裡,東北成了壹種景觀式的存在,這種景觀又似乎是以趙本山、後“下崗潮”時代的幾樁東北大案和內化的自我形象塑造構建而成的。
2000年之後,那些作為主流文化象征的文化宮和俱樂部瀕臨破產,贰人轉演出和低端舞廳成了這些文化場所的收入支撐。位於沈陽的劉老根大舞台曾壹票難求,“春晚”小品裡的流行語幫南方人了解東北話。
那些年,趙本山的小品和他極力推廣的贰人轉文化成了東北的標志,在《歷史·記憶·生產》裡,劉岩把當下大眾視野中的東北稱作大眾文化中的“都市外鄉人”。“源自老工業基地在市場化過程中的凋敝,原來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城市空間或淪為廢墟,或被改造為中產階級消費空間,消費主義文化不僅取代了傳統社會主義時期的城市文化,更將後者構建為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現代都市的他者,‘東北人都是活雷鋒’與‘東北人都是黑社會’乃是這個他者的兩幅漫畫像,壹為計劃經濟殘留物,壹為轉型期畸形物。”而穿著中山裝,戴著八角帽的趙本山就成了“都市外鄉人”的最佳代言人,直到今天,快手和抖音上很多主播依然延續著趙本山和贰人轉的話語方式。
現實生活中,包括“贰王案”“劉勇案”“叁八大案”“慕馬案”在內的幾樁大案讓東北在2000年前後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這個時間節點又與“下崗潮”相重合。
班宇在《肅殺》中提到了“刨锛”,雙雪濤在《平原上的摩西》裡寫到“贰王案”和“叁八大案”,鄭執在《生吞》裡把“慕馬案”和鬼樓作為背景。當年,幾乎每個東北小孩都不同程度地處於擔心被搶劫、被“刨锛”的陰影下,這些案件和由它們所營造的社會氛圍留在了壹代東北人的記憶裡,同時,也契合了外界對於東北大事件的認知。

午後小區,孩子們扎堆出現
反思與重構
如果能把雙雪濤、班宇、鄭執和賈行家肆位東北青年作家的崛起視作壹種地域寫作現象,除了提供普遍的、符合大眾需求的東北元素和故事之外,他們壹定還貢獻了些別的什麼。
在“下崗潮”之後,甚至關於東北苦難生活的講述都有固定套路。“夫妻下崗,妻子被迫去洗浴場做皮肉生意 ”“沈陽下崗廠長殺柒舞女後碎屍”…… 在當年和現在這些新聞和往事追憶裡,個人退位,“下崗”好像成為所有苦難和罪惡的原罪。在那些年的媒體報道中,下崗職工維持生計的方向大多是月嫂、保安、小商小販,幾乎找不到更豐富的敘述。
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謝雯是沈陽人,2017年,她花了壹年時間在東北做調研,采訪了經歷“下崗潮”的上百位工廠職工。但采訪做到壹半,她開始警覺,她發現,不管是否在“下崗潮”中受到波及,很多人對於這段艱難時期的講述都是雷同的。“很多人告訴我有人吃老鼠藥、跳樓、賣淫,但細問下去,都是聽說,幾乎沒有人能提供確切的信息源。”她覺得,在講述苦難這件事上,普通百姓壹定受到了大眾傳播的影響,並將外部描述內化。
牛津大學人類學家項飆反復提醒我,在探討東北問題時,不要陷入“歷史的隧道”。“所謂‘隧道史觀’就是將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事按時間往後推演,壹直推演出今天的結局。這與民族主義有關,在學術上是非常危險的。”
拾幾年前,項飆開始關注東北的人口流動問題,主要聚焦於走向海外的流動人口。他發現,與其說是性格和自然環境導致的,不如說是政策的影響更大。“我們必須在壹個歷史的橫切面上看問題。”項飆覺得,當前的東北現實是“贰戰”以後現代性對於重工業的強調、東北亞經濟互動等等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因素交織在壹起的結果,“我們日常生活裡感知到的所謂東北性格可能是這壹系列歷史和結構因素共同作用下某壹時刻的壹個閃現而已,而這些對於了解東北情況沒想象中那麼重要”。
反思性,不管是對自我生活、性格的個人化反思,還是對壹段歷史時期的反思,這是當前很多媒體、網絡的敘述中不常出現的,但它們以文學的形式不同程度地出現在了這批年輕東北作家的作品裡。
最常見的形式是反諷。在雙雪濤的《蹺蹺板》裡,曾經象征著工人榮耀的工廠成了藏屍的地方。《光明堂》裡給窮人帶來希望的牧師最終被殺。《肅殺》裡,叔叔讓“我爸”去看球,和沈陽海獅隊壹起感受榮耀,重要的是別忘了帶上下崗證,下崗職工看台票只要壹塊錢。鄭執在《生吞》裡提到了曾經沈陽的壹項浩大工程“荷蘭村”,那是貪腐猖獗期間沈陽最大的爛尾樓項目。小說裡,罪惡在那裡得到清算。
盡管犯罪、死亡和凶殺案是這幾位作家常寫到的故事,但它們都被擱置在歷史的維度下,有種無力感,但絕非宿命感。就像熱愛搖滾的班宇說的,2005年,他看過壹場演出,有個樂隊唱了首歌,名字叫《老天爺》。歌詞大意是:老天爺,你睜睜眼,看看我們的人世間……這種迷信與告狀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平民生活的尊嚴感,這是他們作品共同的氣質。
雙雪濤說,寫作時他不是壹個有歷史包袱的人,關於那些“大案”,空間的描寫基本依靠記憶和想象。班宇也很謹慎,歷史可以日常拿來被思考,卻不能成為小說創作的容器,他只是在寫人的故事。
“那只能說,時代留給他們的歷史遺產太厚重了,生活和故事本身承載了特定時期豐厚的歷史經驗。或者說,這種經驗的碎片本身是有對話性的,否則就不能解釋他們為什麼召喚出讀者這麼大的熱情。”劉岩說。

“窮鬼樂園”裡喝醉的男人撞上了壹輛修理車
上世紀90年代到2000年初的東北經驗是特殊的,特殊性在於它的強烈和波及面之廣,但這段時代經驗絕不僅屬於東北,每個人都能從中看到自己的生活,或者身邊人的生活。
如今,坐在“窮鬼樂園”裡的鄭執,看著那些正在老去的叔叔阿姨,尋找父親的影子。阿白已經去了南方,但他是班宇閱讀和音樂路上的引路者。賈行家也離開了哈爾濱,正式成為北漂。但東北蒼涼的故事依然是他們不舍多說的創作素材。
(參考資料:劉岩著《歷史·記憶·生產——東北老工業基地文化研究》;拉鐵摩爾著 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感謝對外經貿大學講師劉岩,牛津大學人類學研究員項飆,沈陽回聲書店店主潘赫對本文的幫助。實習記者張佳婧、王雯清對本文亦有貢獻)-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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