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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9-06-22 | 來源: 新京報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虎媽 | 字體: 小 中 大
齊利博蒂：
當我們用經濟學來解釋問題時，我們壹般假設人們都有想要達成的目標。經濟學大多數時候在解釋，比方說，工廠怎麼最大化自己的利潤。但在這裡，我們研究的對象是父母。對父母來說，最重要的不是錢。我們假設父母都愛自己的孩子，他們的目標是讓孩子開心。在這種情況中，金錢則是父母實現這個目標的限制。重點在於，想獲得壹個快樂的孩子有不同的方式，因為人生很漫長，不同人根據自己的期望，來選擇把精力投入在童年教育，還是在年紀稍長以後。
新京報：
《愛、金錢和孩子》當中有大量的數據分析，卻是從作者的個人經歷開始談起的。個人經驗對你的研究有什麼幫助？
齊利博蒂：
這本書既包含了數據樣本，也容納了個人體驗。僅憑個人體驗是無法充分論證觀點的，因為社會經驗因人而異。數據樣本覆蓋了多數群體，但它的問題在於數據樣本有時候是浮於表面的，我們很難通過數據了解個體的具體情況。同時，使用兩種資料，讓我的研究兼備了深度和廣度。而且，這兩種方法得出的結論在大體上是壹致的。有些時候，人們會批評經濟學家只會盯著死板的數據，這裡我做了不同的嘗試。
新京報：
雖然你沒有在中國生活過，但我聽聞你對中國很熟悉，每年都會來中國兩叁次。同時，你也在歐洲多個國家居住過。在家長的育兒觀上，中國和歐洲的最大差異是什麼？
齊利博蒂：
是的，我有壹個20歲的女兒，她出生於瑞典。我們壹家在瑞典、英國、瑞士居住過。另外，我是意大利裔，我的夫人來自於西班牙，所以我們也和其他歐洲國家保持著密切的關系。我來過中國很多次，實際上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是我的研究課題之壹。由於這個原因，我也和不少中國父母打過交道。
歐洲國家和中國的家長，最明顯的區別在於雙方在教育上付出的努力。特別是，在孩子很小的時候，中國父母就在考慮住在哪裡，送孩子去哪所學校，等等。我在這當中看到了中國父母付出的巨大努力，但也感受到了家長們的焦慮情緒。
相比而言，歐洲尤其是北歐國家的家庭教育更加放松，父母想讓孩子擁有更快樂的童年。在這裡，我想要澄清壹點，我們的重點不在於討論中國家長是不是好父母。我們相信全天下的父母都愛孩子，而生活的環境不同導致了兩者間的差異。
法布裡奇奧·齊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耶魯大學國際和發展經濟學教授，清華大學訪問學者
新京報：
“虎媽”和“直升機父母”在育兒方式上有哪些特點？
齊利博蒂：
“直升機父母”和“虎媽”都是當下流行的話題，但兩者的定義也不完全相同。“直升機父母”時刻想要關注和影響孩子日常生活的每壹個方面。“虎媽”則是那些非常用力“推娃”的母親。我們的研究把這兩者都歸類為密集型（intensive）的育兒方式。
此外，我們也研究了上世紀70年代以來育兒方式的演變過程，區分了叁種歷史上的形態：專斷型父母、權威型父母和放任型父母。密集型的育兒方式更接近於權威型父母，這類家長在“推娃”時采用理性的說服方式，而不是強制的命令口吻。權威型父母屬於曾經的壹代，而密集型的育兒方式擁有當代特有的屬性。兩者最大的區別在於，為了讓孩子在學校獲得更好的成績，當下的家長在教育上投入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
在美國，權威型父母（Authoritative）的孩子相比另外幾種類型的育兒方式進入大學的幾率更高。資料來源於《愛、金錢和孩子》（Love、Money and Parenting）。
新京報：
你在書中提出了壹個很有趣的觀點，如今“虎媽”盛行，部分上歸咎於全球貧富分化現象的加劇。育兒觀念為什麼和經濟走勢有關系？你能向讀者解釋壹下嗎？
齊利博蒂：
在上世紀60、70年代的西歐和美國，經濟不平等的指標是比較低的。實際上，那時候可能是經濟發展最平等的年代。那時的父母大多采取放任型的育兒方式。在我的童年記憶裡，父母不太管孩子在做什麼事。我小的時候經常閒逛壹下午，晚飯時再出現在餐桌前。父母會了解我在學校的成績，但並不要求我必須是班上最好的學生，這在那個年代很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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