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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9-06-22 | 来源: 新京报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虎妈 | 字体: 小 中 大
我曾以为中国家庭的育儿观和日本差不多，因为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实际上，日本家庭大多是放任型的父母，他们更看重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独立性。在育儿理念上，日本反而和欧洲更相近。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和中国的一大不同在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中国相比，日本的基尼指数很低，收入差距不是很大。我想，这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中国本土和美国亚裔在育儿观上的差异。这种判断并不是绝对的，但我们觉得经济还是很重要的因素。
齐利博蒂的研究发现，中国的育儿观更接近于美国、土耳其和英国。资料来源于《爱、金钱和孩子》（Love、Money and Parenting）。
在AI主导的未来，育儿竞赛会愈演激烈
新京报：
中国有古训“棍棒底下出孝子”，西方也有类似的谚语（Spare the rod, spoil the child）。为什么专断型父母已经成为了历史，不再受到现代家庭的欢迎？
齐利博蒂：
专断型父母的特征是，父母想要对孩子实现完全的掌控。父母不会想办法激励孩子自主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或是诉诸理性，说服孩子为了将来更好的生活而拼搏于当下。专断型父母仅仅告诉孩子，什么可以做，什么是不允许的。
专断型的育儿模式建立在两个条件之上。首先，父母和孩子之间需要保持比较紧密的联系，这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比较容易办到，很多孩子就在父亲的农场中工作。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打破了这种平衡，比如很多孩子上大学后，就和家庭离得比较远了。
其次，这还要取决于，父母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孩子设定人生的方向和道路。在传统社会中，“子承父业”是司空见惯的现象。那时候没有很多学校帮助孩子发掘自己的天赋。在传统社会中，放弃接管父亲的农场常被看作是非常冒险的行为。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父母直接告诉孩子做什么是非常自然的事。
我的父亲曾在国家电视台担任技术人员，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但等到电视台开始使用卫星技术后，我的父亲就被淘汰了。他的职业技能对我毫无帮助，我不可能继承他的事业。科技发展对社会的改变如此迅速，像社交媒体这样的新事物，我的上一辈人根本就没有想到过。
我觉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的分工。在传统社会中，男性在外打工，养育孩子的责任全部在女性身上。以前很多体力活如今转变为了脑力工作。男性在力量上更有优势，但全球数据显示，女孩子在学校的表现通常比男孩子好一点。这也造成了教育理念上的性别歧视，比如我的母亲就喜欢念书，但她的父母认为女孩子读书是毫无意义的。
新京报：
说到育儿上的性别歧视，中国一些地区的农村家庭还是有很严重的“重男轻女”现象。你在书中也提到了计划生育政策对育儿带来的压力。
齐利博蒂：
是的，这些过时的理念往往还存留在偏远地区和农村。但我觉得未来的育儿观在性别上的歧视会越来越小。技术的进步让更多的女性得以进入劳动力市场，等到职场上的性别歧视逐渐缩小，我觉得大多数家庭也不会刻意挑选男孩来养育。
有学者做过一项研究发现，上世纪60年代家用电器的出现改善了性别平等，因为家用电器大幅减轻了女性的家务压力，女性有时间出门工作。所以说，技术的进步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对待性别的观念。
新京报：
对热衷于“推娃”的中国“虎妈”，你有什么建议吗？
齐利博蒂：
这种现象正在发生，但我认为，家长们的确可以使用各种方式的“软技巧”（soft skill）来激励孩子获得成功。年轻一代的父母很擅长这些技巧，他们自己就是这么被教育长大的。对于年纪很小的孩子，讲道理可能不管用，有时只能用威吓的方式。但在“推娃”的过程中和孩子保持愉快的关系还是很重要的。
另一方面，家长们也应该留一点空间来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创造力。当孩子每天做十五六小时的功课时，这就完全不可能做到了。我会花时间思考孩子喜欢做什么，指引她看喜欢看的书之类，这些跟学校成绩完全无关。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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