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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19-08-17 | News by: 时代周报 | 有1人参与评论 | 专栏: 北京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2017年3月下旬,我和老公回到武汉,完成了一件大事:买下我们婚后的第一套商品住宅。
办完购房手续后,返京的前一晚,我正在酒店里啃着鸭脖,漫无目的地打发时间,老公则去和他久别的朋友们聚餐喝酒,各自享受着难得的一点轻松自在。
手机提示音响起,一条即时新闻弹了出来:北京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办公类项目管理的公告》……
直觉告诉我,这信息与我有关,拿起手机仔细一看:“已销售的商办类项目再次上市出售时,可出售给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也可出售给个人,个人购买应当符合在京无住房和商办类房产记录,且在京已连续五年缴纳社会保险或者个人所得税……商业银行暂停对个人购买商办类项目的个人购房贷款……”
看到这里,我心头一紧,几乎同时,收到了老公发来的微信:“咱们的卖房合同,估计要泡汤了。”
这一切,都要从一个多月前说起。
春节刚过,北京楼市持续升温,就连出身并不正统的“商住房”身价也蹭蹭上涨,我和老公2012年在通州买的商住房,此时的房价比购入时已翻了将近一倍。我俩隐约感到,或许我们也能在这次楼市红利期分上一杯羹。
也正是这个契机,让我们开始仔细思考自身的处境和家庭的未来:我和老公都来自湖北的三线小城,在北京“漂”了近10年,我在外企工作,期间还出国工作两年,他从事广告行业,工作压力都不小;而我俩的工资却并未如预想的高,还了房贷、车贷、信用卡后,每月剩下的可支配收入微乎其微,自身生活质量堪忧,更别提孝敬双方父母了;再者,我俩都年过30岁,计划在近两年要宝宝了,手里这套商住房,不仅没有配套学区,孩子将来上学会成问题,而且房子室内面积只有70多平,如果父母来帮忙带孩子,如何居住也会是大麻烦。
反之,若是趁现在北京房价高卖掉这套房子,回到武汉买套正规的学区住宅,这些问题应该都能迎刃而解。
鉴于此,我和老公很快达成一致:离开北京,回武汉安安稳稳过日子。接下来,顺理成章的便是卖掉北京的房子,到武汉贷款买一套住宅。再用剩余的钱,全款给双方父母在老家各买一套新房,让父母颐养天年,一步到位地表达下多年未尽的孝心。
当时,在通州的这套商住房已经被我们出租近3个月——因为住在此处,我和老公每天上班单程的通勤时间都在一个半小时以上,实在无法应付日益增加的工作量。我们在双方公司折中的位置租了一个“老破小”,可这套商住房的房租收入,还抵不上市区房租的一半。
我打电话给之前因租房认识的中介小陈,问了问通州房价最新的行情后,告诉他,我可能要卖房,张口就报了一个较高的心理价位,并委托他代理出售。小陈在电话那头连连称好,让我放心。我心里清楚:在疯狂高热的楼市下,卖出这套小房子的佣金,比他做一年租房赚的提成还多,中介就指望像我们这样的客户过好日子了。
售房的消息一出,我便收到源源不断的看房请求。眼见楼市火热的苗头越窜越旺,对于那些购买意愿不太强烈、还讨价还价的“下家”,我在电话里便直接拒绝了,只留下那些态度诚恳的买家。
卖房的同时,老公也时刻关注着已经看中的武汉某知名开发商品牌的住宅项目。销售告知,这个楼盘3月底就要开盘了,预计2018年交房。我和老公盘算着:如果一切顺利,我们一拿到卖房赚的钱,就立刻在武汉买房,争取不动用父母账上的养老钱。
为了腾出时间处理买房、卖房那些繁琐的流程,老公干脆辞掉工作,一心一意关注起两地的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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