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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0-02-19 | 来源: 腾讯大家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腾讯 | 字体: 小 中 大
我在这里就不说什么“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之类大话了，对我们来说，这话过于宏阔、遥远而无当了。仅从技术层面功利地看，保证信息透明畅通对于缓和危机、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进而对于社会稳定乃至为政者自身的利益都是有莫大好处的。
这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人都是理性的。任何社会主体，不论是个人、家庭、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等，面对一个事件作出一项行动选择，无非都是基于自身所掌握的信息。只有信息越充分，人们作出的决定才越符合他们的个体理性，从而也就越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全球传染疾病分析MRC中心立足于境外“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数量，再依据这种传染病的潜伏期等病理学数据建立的一个传播扩散模型推测，在1月12日那天，武汉市潜在病例数应为1700例多一点（不确定范围为190-5341）；到1月18日那天，武汉市表现出症状的潜在病例总数应为4000例左右（不确定范围为1000-9700例）……
我不敢说这类研究推测结果一定多么准确，但至少具有一定的科学权威性，也与后来的疫情发展态势吻合。如果类似这样的信息都能全面及时地传递到尽可能多的中国读者、特别是武汉老百姓那里，那么就不会出现直到1月20日武汉大街小巷上绝大多数市民连口罩都不戴、依然在欢快地到处聚会的“盛况”了。而如果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之后应对疫情的所有决策都事无巨细地通过媒体发布给全国读者，那么，以中国目前的生产和物流能力，也就不会出现“封城”后武汉市内各种物资严重短缺、医院人满为患、医疗工作者不堪重负，而各地民间捐赠都被堵死在仓促关闭的交通要道中的悲剧了。
除了有利于在微观层面让尽可能多的社会主体对危机作出及时正确的反应（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我保护）之外，信息透明公开的另一项重要贡献在于能够极大地提高全社会对于一个危机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效率，从而通过广泛、充分和深入的讨论，推动决策者在宏观层面形成一个最优的应对方案。
如前所述，武汉的“新冠肺炎”是去年12月8日首次发现的。仅在一个月之后，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就确定了病毒原因并且公布了病毒基因组序列。就连国际同行都称赞说，这是世界顶尖的科研效率。
2020年1月16日新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国家卫健委专家组专家冯子健说，经过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多家机构和湖北省、武汉市卫生健康部门的密切合作，目前发生在武汉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它不是SARS，也不是MERS病毒，它是个新的冠状病毒，它们的病毒基因序列差异比较大。
2020年1月16日新闻：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高力说，公共干预措施控制住了疾病的发展。
其实不仅医学科学，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今日中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以从一开始就帮得到武汉的地方，还有许许多……-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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