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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0-02-28 |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 有1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陶勇给一个骨髓移植术后的小患者检查眼睛 图/受访者提供
一个精力旺盛的理想主义者
学医的理想可以追溯至童年。陶勇生长在江西省南城县，那里曾是沙眼重镇。七岁时，陶勇曾目睹医生用细针从母亲的眼睛里一颗一颗挑出白色的结石，让饱受沙眼之苦的母亲缓解了疼痛。这让陶勇感到医生的工作很有价值，他在那时就有了要当一名眼科医生的想法——帮助患者解除痛苦，治别人不会治的病。
陶勇1997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他选择医学作为专业，??不是要通过学医来赚钱，而是把它当作一个理想和事业。后来，“有一些学医的同学慢慢地也放弃了，但是对我们坚持下来的人来说，一直还是把它当作一个事业。”
师妹老梁形容，陶勇是一个精力旺盛的理想主义者，“他爱他的事业爱得死去活来”：一天看诊上百个病人，甚至没时间吃饭、上厕所；下午的号经常看到晚上八九点，然后就睡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手术室的排期也是从白天排到天黑——曾经，他创造了一天做86台手术的个人纪录。
他常跟朋友抱怨时间不够用，恨不得一人分饰三角，一人写文章、一人做科研、一人搞临床。“但其实他比起我们已经非常高效了，无论是聚会前等人，还是在机场候机或是在高铁上，他都随身带着电脑，利用这些碎片时间写东西。”好友王越说。
同事胡小凤记得，有时眼科同事一起吃饭聊天，陶勇会问每个人，“你为什么要??选择学医、选择学眼科？”大部分人可能也说不上来，有的人说家人觉得当个医生挺好的。陶勇就特别不能理解，他说你们如果不热爱这个行业，为什么还要在这待着，为什么不热爱什么就去做什么。
胡小凤与陶勇在一个科室共事两年多，她对陶勇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学术方面从来不藏私，不管是手术中的某个步骤还是其他问题，从来都是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经验，不仅告诉你这个步骤该怎么做，还会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陶勇最反对死记硬背，而是要启发人去思考，他希望团队中的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爱思考的医生。
图 / 受访者提供
分级诊疗
老梁作为陶勇的同门师妹，走的是跟他完全不同的职业道路。博士毕业后，她在人民医院工作了一年，正好赶上耳鼻喉科室的老师被伤害，??她虽没有亲历，但看到血淋淋的现场就崩溃了，然后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一整年的状态都不好。只要走进医院那种人乌泱泱的地方，她就开始血压高、手抖，后来直接辞职去了美国，待了五年才回来，现在一家私立家庭眼科诊所工作。
诊所的客户大多是中高收入群体，医患之间更像是朋友关系。从2019年2月回国到现在，工作快一年了，老梁不记得跟病人发生过任何不愉快。“我特别喜欢现在的工作，??真的没有精神压力。以前在公立医院需要面对一些低收入的??患者——他没有钱，我会觉得很难受。他没有钱我还要给他治病，我就要帮他省钱。省了钱，如果治不好我就更难受了。??我觉得在公立医院工作对医生心理是个巨大的考验。”
在美国的经历，让老梁意识到，现在中国的三甲医院承担了家庭保健医疗的??社会功能，而这一部分功能事实上应该由社区医院来完成。但是民众普遍认为社区医院的医生水平不高、缺乏经验，大家都挤到三甲医院。??“而事实上应该是经过社区医院层层转诊，最后才转诊到三甲才对。我们还没有建立完善和严密的转诊机制。??我在美国待了五年，??要是没有什么重症，我是见不到像陶勇这种专家（specialist）的。我一般都是在家庭医生（family physician）那边看，也就是说大部分人此生只见像我这种家庭医生，??除非你要动手术了，你才会见到陶勇，而现在是你有个结膜炎都可以挂陶勇的号，所以他的工作量好大。”-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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