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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0-04-07 | 来源: 中国青年报 | 有53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老板潘红菊印象最深的顾客是一个年轻的武汉人，吃了一碗生烫牛肉细粉，“感觉他都要吃哭了”，吃完以后，又买了5个面窝，说要带回去给父母。
这家早餐店每天8时开始外卖业务，连续很多天，第一单都是住得很远的一位“张女士”点的。有人在备注上写“很饿很饿麻烦快一点要饿死了”。附近永和大王的店长一天早上买了11碗面给员工，“我们哪儿有热干面？”还有一个住同一个社区的大爷拿着手机拍视频，边拍边说“你们看你们看，我买到莫斯(口语，什么——记者注)了。”
因为餐多人少，常有送错的情况发生。放在以前，顾客早就打电话来骂人了，但现在，对方连重送都不要，说老板辛苦了。
街坊邻居的热情没能焐热这家22年的老店面临的“寒冬”：亏损的店租、食材、人工费用不说，潘红菊年前还盘下了一家新的店面，装修好了，准备年后开张。
有一个行业在寒冬赚得盆满钵满：做横幅标语的打印店。一家店主告诉记者，来自政府、医院、医疗队的订单多到接不过来，他找了好几个亲戚来帮忙，每天关着门没日没夜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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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封城的时候，社区里的人都不敢出门，最多到阳台站一会儿。老房子隔音不好，总能听到邻居家里小孩子的玩闹声，有时也能听到别人家吵架、训孩子的声音，甚至有人隔着巷子大声劝架。
严国明每天上班时，总能看到邻居在家里隔着玻璃望着他，“似乎是羡慕，但又有些警觉”。很快，警觉没了，很多人向他求助。他给邻居借过米和酱油，后来又成了半个志愿者，下班时顺路帮大家购买生活必需品。
一家肉贩为了做餐馆的年夜饭生意，提前进了好几头猪，1月23日一觉醒来，所有的订单都取消了。他本已做好砸手里的心理准备，没想到下午肉就被街坊抢购一空。
社区的一家粮油副食店开了17年，老板57岁，在疫情期间把老街坊的微信加了个遍。以前他们就是熟人，天天打照面，从没想着要加微信，现在只能靠手机交流。社区里很多独居老人，子女远程购买她家的货物，她都亲自送上楼。
一连3天，有年轻人来问有没有猫粮，下次进货时，她便买了一批猫粮，在围挡挂上牌子，“猫粮到货”。附近一些小超市没得到开门许可，把货拖到她家，请她帮忙卖，她也帮忙，一笔一划写下收据和明细，对方甩甩手，说不用。
封城两个月，她估计副食店都有20%的货物过期没法儿再卖。一个邱姓老板把过期的食品带回家吃了，“就当自己买了，减少损失吧。”
王记牛杂馆往年除夕到初六休息，潘红菊本打算今年过年不休息，还专门做好了牌子，每个品种涨价1-2元。她为此准备了20万元的食材，因为往往要到初七农贸市场才开门。
1月22日，她感到情况不对，紧急停业，让员工返乡过年。“不然20多个人都要关在武汉出不去。”
2月6日，她把店里的2000斤萝卜捐给了社区，因为她发觉，那个时候所有的地方都缺物资。“我一个做餐饮的人都买不到菜，更别说别人了。”再后来，她免费给下沉社区的志愿者送饭。她还收到过浙江援鄂医疗队的订单，她坚持不收钱，还到处找供货商要浙江人爱吃的粉干。
重新开业后，潘红菊把年前做好的已经积灰的牌子又找出来，拿抹布擦干净，然后用记号笔把上面的价钱又改回平日的价格。“其实我们的食材成本涨了很多，但现在特殊时期，大家都不容易，我们一起渡过难关，生意有得是时间做。”外卖和点评软件上，很多顾客留言“良心”“这家店应该成为百年老店”。
黄鹤楼下的得胜桥社区，刘军每天清晨5时去城郊的市场进货。无数个和他一样的商贩，供养了困守武汉的1000多万张嘴。许多餐饮店在疫情期间也转行当菜贩，卖起了蔬菜和肉。元宵节前后，刘军不顾家人的阻拦，开始出去做生意，因为一家人的生活、社保、店租、房贷的压力很大。
一开始，他只有几个成为朋友的熟客的联系方式，后悔平常没有搞个“顾客群”，后来，街坊把他的联系方式扩散。
做完生意，他又要翻过围挡，照顾80多岁的父母，备好次日的风湿、降压药，做好饭菜，回到家都是深夜一两点。他有一次准备了3天的药，结果第二天就接到母亲的电话，说老头做的饭难吃、药也混了。他知道，其实是母亲想念自己，母亲也有恐惧，于是他继续每天翻进翻出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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