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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0-04-21 | 來源: 多維新聞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針對廣州非洲人的排外傾向展示了中國國民心態的不成熟。（多維記者/攝）
4月初，壹名尼日利亞籍男士被確診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後拒絕被隔離，甚至在廣州第八人民醫院咬傷壹名女護士。而與此同時，因為全國性的輸入性風險加大，這壹切似乎都促使廣東省廣州市地方政府從4月4月開始進行了壹次全方位的篩查。根據廣州市政府4月13日提供的信息，廣州對在穗4,553名非洲籍人士進行了核酸檢測，共檢測出111名非洲籍在穗人士核酸檢測呈陽性，其中19人為境外輸入型確診病例，包括無症狀感染者。
對此，廣州地方政府采取了包括醫學隔離觀察在內的眾多措施，對拒絕配合的外籍人士發出收回居留權、限期出境等警告。不過，這壹切措施似乎都成為4月中旬中非關系緊張的根源，加之中國人在互聯網上散布的偏見和美國政府的從旁“煽風點火”，這幾乎釀成了壹起外交爭端。這給中國政府帶來了挑戰——不僅僅是外交上，還在於地方政府的外籍人士管理上，也對中國社會構成了挑戰。
“外交風波”
根據4月7日廣州市政府官方提供的數據，越秀區外籍人士中尼日利亞位列第叁，僅次於美國和馬裡，有227人。自從尼日利亞籍男子咬傷女護士事件後，廣州地方又篩查出至少4名尼日利亞籍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爾後，廣州地方政府按照中國疫情防控重心的轉變強化了境外輸入風險的防控，這本無可厚非。但4月10日尼日利亞外長奧尼亞馬（Geoffrey Onyeama）和眾議院議長格巴賈比亞米拉（Femi Gbajabimila）分別會見了中國駐尼日利亞大使周平劍，要求就壹些疑似尼日利亞公民在廣州受歧視的視頻片段做出解釋。
那些視頻似乎顯示，3名居住在廣州叁元裡的尼日利亞人被地方政府帶走隔離，並沒收了護照，而尼日利亞駐廣州總領事館人員與中國地方官員發生爭執。在隨後兩叁天時間內，廣州非洲人被指受到歧視的消息被媒體不斷放大，這導致加納、肯尼亞、塞拉利昂、塞內加爾、非洲聯盟先後發表聲明或傳召中國大使向中國政府施壓。在4月12日，非洲國家駐華大使聯名致信中國外交部的信件中，他們反映中國政府應該解決他們對非洲人在華遭遇的關切，特別是在中國廣州，壹些非洲人遭到“不公的對待以及歧視”，稱對非洲人的“污名化和歧視”容易給人造成壹種印象：好像病毒是非洲人傳播的。信中提出，“駐華非洲大使團要求立刻停止強制性（病毒）檢測、隔離和其它壹切針對非洲人的非人道做法”。
同時，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也在借機會對非裔美國人發出廣州旅行警示，美國國務院壹名發言人則直接以壹種嘲弄的口吻稱這件事提醒世界，“中國與非洲的合作伙伴關系事實上多麼地淺薄空洞”。
廣州地方政府此進行過澄清，表示絕不存在歧視行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不得不在4月12日深夜發表談話，再叁申明會壹視同仁，“針對當前壹些非洲朋友的關切，廣東方面高度重視，迅速進行梳理排查，加緊改進完善工作方式，包括按照無差別對待原則落實各項健康管理服務，指定專門酒店供需要醫學觀察的外國人入住，適當減免經濟困難人員住宿費用；同外國駐廣州總領館建立有效溝通機制；堅決反對任何種族主義、歧視性言論等”。
次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同非盟委員會主席法基（Moussa Faki Mahamat）通話斥責某些勢力挑撥離間中非關系。同日，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陳曉東集體會見部分非洲國家駐華使節，呼吁他們全面理性看待，從國際防疫大局著眼。中國外交部的密集澄清隨即便打消了非洲國家駐華使節的疑慮。
4月14日，周平劍再度與奧尼亞馬舉行了會晤。在隨後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奧尼亞馬壹改日前的對華態度，並明確表示這場誤會是因為尼日利亞民眾僅根據社交媒體流傳的視頻作出錯誤解讀，誤以為尼日利亞人和非洲人在防疫中被“挑選出來”，有針對性地被加以區別對待，對此他表示不能理解。事實上至此，這場險些釀成外交爭端的意外事件風波已經被徹底化解。它還是揭開了廣州非洲人這壹特殊群體的敏感性。
這不僅僅是管理困難
事實上，作為中國外貿窗口城市，廣州市政府應該說擁有相當豐富的外籍人士管理經驗。根據最近的壹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第柒次），外國在華人口以北京、上海和廣東最為聚集，占全部國際移民人口的62%，廣東所占人數最多，超過叁分之壹，其中廣州及其周邊以非洲籍人士最為聚集。為此，廣州市建立了所謂的“大外管”服務，在越秀區散居外國人達到200人以上的拾多個街道建立了外國人管理服務工作站。
但是，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非洲人管理仍然出現了“狀況”。盡管廣州市地方政府出面澄清，絕不存在歧視非洲人，對各國來華人員將壹視同仁，而且還邀請中國最具權威的呼吸病專家鍾南山出席壹場由包括尼日利亞等19國外籍專家參加的座談會介紹中國成功的隔離和封閉防控措施。但廣東省出於負責有關外國人必須接受新冠肺炎調查、檢驗、采集樣本、隔離治療等防疫措施的要求卻被海外媒體視為廣州地方奉行強硬歧視政策。
回到這場風波，這當然有廣州非洲人這壹群體本身的問題，事實上在2017年全國政協委員潘慶林即曾提交壹份名為《建議國家從嚴從速全力以赴解決廣東省非洲黑人群居的問題》的提案，呼吁重視隱患，但是這仍然在提示，地方政府處理類似敏感問題上需要更多的細心與耐心，這也正是中國政府在當下推行現代化治理體系和治理水平的必然。茲不贅述。
更重要的是，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廣州非洲人管理困難並非簡單的地方政府措置失當、粗暴執法等官方現代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欠缺的問題，在這次事件中，很多所謂歧視也有抱持種族偏見的房東自發性行為，而中國社交網絡上的民粹主義言論更是推波助瀾。這壹切都為地方治理制造了難度和障礙，不排除地方政府被民粹情緒綁架的個別案例。
實際上，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范圍內，國際移民固然都是壹個積極敏感的問題，尤其是對於中國這樣壹個民族構成較為單壹的民族國家來說，其對外來人口的接受程度或者說包容度是完全不同於移民國家的。事實上，按照單壹民族國家構成，歧視會存在，但不至於大規模發生，比如日本、韓國皆是如此。而如美國這樣的移民國家，其建國歷程本來就是基於對土著印第安人的驅逐，對非洲被販賣“奴隸”的奴役，加之其占據社會上層的百人社會也因為來自於不同的歐洲母國存在根深蒂固的“鄙視鏈”，所以生活在壹個犬牙交錯的國家必然會產生常態化的種族歧視。
當然，中國歷史上曾保持著壹種開放的姿態，但是那是基於壹種國家實力的平等甚至是居高臨下式的，但是在近現代歷史上，西方世界的殖民侵略和更多亞非拉國家的被殖民，在中國社會打上了很深的民族烙印。它帶有兩面性，有時會激發壹種民族主義愛國熱情，甚至會發展為民粹主義的排外情緒；而有時會自我內化為對自我的極度不自信，服從於西方殖民秩序下的種族等級觀念，將白種人、黃種人和黑種人分成叁六九等。
但是，世界的政治經濟在不斷變化，殖民枷鎖已經解除，中國已經躋身世界第贰大經濟體，與全球的聯系更是廣泛而深入，但是中國人的心態還仍然停留在上個世紀、上上個世紀，始終沒有建立完整的自我認同和健康的大國國民心態。
所以歧視是否存在，衡量壹個社會現代與健康與否，不光要看政府的治理能力高低，還要看民眾能不能展現出與之匹配的現代素質。說明若想早日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不能光靠政府或中共，還得有社會土壤的現代化。因為壹個國家樣式的方方面面，都隱含在它的人民中間，對於“第伍個現代化”來說，同樣如此。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需要社會土壤，其中關鍵的還是要回歸到人民的現代性。國家治理從來不是空中樓閣，更不可能憑空而生，而是依托於社會土壤，建立在壹個個具體的人之上。壹個個具體的人，呈現何種程度的素養，必然會投射到整個國家身上。壹個個具體的人，與現代化的距離，從根本上決定著整個國家與現代化的距離。只有當中國人的民族性，在不斷地學習中變得更加成熟理性，更加包容自信，更加文明現代，社會土壤自然會更加現代化。-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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