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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0-08-11 | 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 有1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随着张玉环被宣告无罪，当事人的家庭悲欢故事受到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这样的冤案为何会在现实中发生？以后又该怎么避免？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了张玉环的辩护律师王飞。
冤案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中国经济周刊》：作为本案的律师，怎样看待这个案子的一审、二审过程？
王飞：简单粗暴，就是这么一个感觉。看那个口供我就觉得特别假，口供说中午11点杀人，在自己家卧室里面杀人，就因为一个小孩调皮就去杀人。我觉得这是不符合常理的，而任何一个真实的东西，它一定是符合逻辑和常理的，但凡虚假的东西，就透着很多的荒诞，从感觉上就觉得这不像一个真实的事，更像是一个编造的东西。
最初法院不同意给我阅卷，就仅仅是靠这几份裁判文书，和张玉环写的一些申诉书，他去讲述他的有罪供述是怎么来的，怎么产生的，我基本上已经判断这个案子恐怕是个冤案。当然后来我做了一些调查，去村里面调查取证，去跟张玉环当时在同监室的人去聊，到2018年6月份我们正式拿到案卷，其实那些东西只不过是更加加强了我之前的一个判断而已。
《中国经济周刊》：因为当时的司法理念和司法程序上的哪些缺失，造成了这件冤案的发生？
王飞：在那个时候应该说还是有一些司法理念的问题，总是倾向于去追究犯罪，惩罚犯罪，那么人权保障这个理念我觉得可能还是未必深入人心。
那时候就总是觉得不能把杀人犯给放过了，所以说过于强调了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是可能被忽视的。
另外还有有罪推定的观念。现在过了二十几年，疑罪从无就明确地写在判决里面，这在二十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基本上很难在一个裁判文书里面去体现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
那个时候可能司法程序太过于目的明确，总是很功利，就是以惩罚犯罪为主要的导向，在这种导向之下，当事人的权利就容易被漠视。
我注意到这个案子开始有律师是在重审的时候，南昌中院在2001年重审。之前是没有律师的，当然第一次审理的时候，刑诉法还没有修改。1996年之前还没有明确说死刑案件必须有律师这样的规定，没有律师情有可原。
但是在重审的时候，刑诉法已经修改6年了，已经确立了一个规则，就是死刑案件必须要有律师，他不委托律师的话，司法机关必须要给他指定律师，法律援助的律师。
所以说在重审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法律援助律师，这个律师当时也给他坚定地做无罪辩护，而且这个律师在开庭的时候提交了案卷里面的一份证据，这份证据就证明案发当天，也就是1993年10月24号的中午12点多，有一个他们村的小女孩，看见过这两个死者向后来被发现尸体的下马塘水库方向走。
也就是说案发当天的12点多，这两个小孩还活着，但是判决认定11时许已经被张玉环给杀掉了。
这是一个对当事人非常有利的证据，律师也出示了，但是完全被法院给忽略了，判决书里面针对这份证据根本就只字不提。
所以说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对于当事人的诉讼权，还有律师的辩护权，可能也是重视不够。
基于有罪推定这种观念，就总是想当然的认为翻供是无理狡辩，是推卸责任，而律师作无罪辩护是帮助当事人脱罪，在这种观念支配之下，是很容易发生冤假错案的。
还有正当程序问题。江西高院的第二次二审，是这个案子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且第一次是发回重审的，那就说明（认为）这个案子有问题。那么到第二次的时候，当事人仍然坚持无罪，律师也是坚持无罪辩护。人家上诉了以后，竟然不开庭，书面审理，关着门把这案子给审完了。
我认为即使按照当时的法律，这也是违法的。因为法律上规定，虽然说刑事案件二审是可以不开庭审理，但是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有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二审就必须开庭审理。
这个案子显然是一审认定他杀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他说我无罪，我没干这个事情，对一审判决有异议，一审定案的证据主要是靠有罪供述，他明确提出来有些供述是虚假的，是被屈打成招的，刑讯逼供导致的，对证据有异议。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不开庭审理，但是最后就是不开庭审理。而正因为关着门审理，就没有发现这个案子当时没有律师，一审都指定了律师，二审给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简单的不应该犯的错误。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冤假错案是它的程序足够保障了诉讼权利，最后还导致了冤案。
我们发现的所有的冤假错案都是在程序上有一大堆的问题，程序得不到保障，就意味着权利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就很容易导致实体的问题查不清，或者说直接导致实体认定的错误，最后导致了错案。
如果重实体不重程序，就会觉得我们的目标不就为了查清事实吗？提什么管辖问题、证人出庭、二审开庭审理有啥用？
问题是如果不开庭，不当面锣对面鼓地进行辩论，法官很难去查清这里面的问题，认为他自己口供都承认了。只有当面去听取各方意见的时候，问题才容易凸显出来。
所以我觉得不注重程序，可能也是冤案的一个成因。
《中国经济周刊》：这个案子的最初办案、审理环节有哪些程序问题？
王飞：比如说刑讯逼供。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关在什么地方（是有规定的），嫌疑人不应该长时间被控制在刑警大队、控制在一个派出所，完全在警察手里，这是容易出问题的。
现在的制度也是说要立即送看守所，对他采取强制措施以后，不能长时间关到办案机关的场所，他们是有互相制约关系的。看守所会监督办案警察，你要审讯，你只能在我这个场所，这个场所都是有录音录像的，中间是有隔离护栏的，你想打他，可能技术上物理上很难实现。
这个案子我们当时看到，一开始笔录是在看守所，张玉环说我在看守所确实没有被刑讯逼供，在看守所的笔录就说我没有杀人，我是无辜的，我那天甚至就没有见到这个小孩，就一直坚持无罪。而突然变换了场所之后，在派出所了，我们就看到了两份有罪供述都是形成于派出所。
（看守所外提审）除非要去指认现场，完了以后就赶紧送回来，就不能让他长时间放在外面，这就给就办案人员刑讯逼供提供了很多机会，他就逃避了监管。
张玉环讲述的6天6夜连续审讯不让睡觉，这个过程中有电击、蹲桩、飞机拷，还给塞个瓶子，或者用棍子撬，非常疼的，最后牵来两只狼狗，这是张玉环讲述的过程。
我们看他一直好像还挺坚强，因为大多数人怎么可能背一个杀人犯的罪名，还是要扛一段时间的。最后说你要不承认杀人的话，我把你老婆给抓过来，按照你的这个手段，给你老婆也上一遍。当时他家孩子很小，如果老婆抓进去这样弄的话，就家破人亡了。所以那时他认罪也是很无奈。
而且两次笔录还不一样，得不到任何的印证。说他家里面是杀人现场，在现场能找出来小孩的一根头发吗？什么东西都没有，而且现场都没有经过勘察，没有经过辨认，一切的证据停留在口供。
既然是口供，那么他说杀人工具是麻绳，那就是麻绳了。关键问题是麻绳上有没有孩子的皮肤组织，这些证据都没有。
然后说抛尸是用麻袋。只不过是在抛尸的水塘发现了小孩又发现了麻袋而已，然后刑讯逼供，让张玉环招供了。警察先入为主，就认为麻袋肯定是装尸体的，可怎么证明麻袋跟小孩之间的关系？
任何物证是一定要有客观的证据的，能够把犯罪行为连接在一起。比如鉴定说杀人工具上面有被害人的生物检测，才能锁定这个东西跟小孩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问题确实太明显，这是不应该犯的错误。但当年高级法院的法官，这么多的人，就偏偏犯了这样的错误。
也是因为问题明显，所以这个案件整个申诉过程也相对来说顺利一些，其他案件申诉最少四五年才有效果，这个案子基本上就用了三年。
我建议法院自己找一找当年的附卷，就是关于这个案件里的一些审判细节，比如说合议庭讨论这个案件的记录，我估计一定也是有争议的，一定是有分歧的，只不过我们看不到，法院也不会公布。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凰岭乡张家村，张玉环弟弟张平凡的房屋（左）和破败不堪的张玉环家老宅（右）。
如何避免再次发生？
《中国经济周刊》：这三年的再审过程，是否遇到阻碍？
王飞：去年3月份决定再审，然后到今年8月4日才做出再审判决，实际上也是超审限的。
再审案件的申诉也有期限，但很多不被遵守。所以有时候我说这种案子我三天都能给它解决了，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但是却要用三年那么长的时间。
还有申诉，时间漫长遥遥无期。
还有阅卷难。我们要求调取案卷，从2017年3月份向江西高院提出，直到2018年的6月份，这个案子立案复查以后，我们才正式的拿到案卷。在此之前，我们就仅仅是靠当年的裁判文书、当事人陈述和他之前写的一些申诉材料来判断这个案件。
他们（江西高院）的理由是两高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关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拿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来限制律师阅卷。
该规定第 14条：“辩护律师办理申诉、抗诉案件，在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经审查决定立案后，可以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到案卷档案管理部门、持有案卷档案的办案部门查阅、摘抄、复制已经审理终结案件的案卷材料。”
实际上我的理解就是说，他是在强调律师的这项权利，他就想告诉我，这个案子立案以后，律师拿着手续就必须给他阅卷，但是不代表他只能在立案以后才享有这个权利。
最高院办公厅在二零零几年就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一个案件审结以后，当事人自己都可以去查阅案卷材料，他自己都可以，律师不可以？律师的权利是来源于当事人的授权，当时是因为他关在监狱里面，他无法行使权利，他授权律师去行使，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说这个问题很荒谬。
但是现在很多法院堂而皇之地拿这个说事，所以我说他们就是为了阻止错案的纠正，这是立场问题，不是认识问题。
你们（很多法院）总是说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不足以认为有问题，不足以立案审查。但是你案卷又不给人家，你说只能立案以后才能阅卷，你不给我案卷，我怎么去说服你去立案呢？这样的话就是死循环。
《中国经济周刊》：从1995年3月发回重审，到2001年11月重审判决，又历经6年多的漫长时间，原因可能是什么？
王飞：肯定是超期羁押。这是必然超出当时的审理期限的，超的不是一星半点。
这是我始终的观点：这样的案件都是法律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20年以后好像法律进步了，实际上当时的法律也不落后。当时法律就规定，要给人定罪的话，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到了法院的审判，就打折扣了，就变成了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
当然这个案子我觉得在当时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如果说能看到附卷的话，恐怕当年对这个案子内部争议很大的。不然的话，一个这样的案件不会审了8年，举棋不定的。
还有，两个未成年人被杀的恶性案件，从一开始都不判死刑。我觉得这个案子即便放到现在，如果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都可能会判死刑立即执行，但是那时候他从一开始就没被判死刑，留有余地。所以我认为当年这个案子内部分歧应该很大，但是可能又迫于急于结案的压力吧。
《中国经济周刊》：从完善制度角度，如何避免再次发生冤假错案？
王飞：我有这么几个建议，首先要以审判为中心。现在已经改观很多，司法改革在不断强调以审判为中心，审判为中心就是强调以庭审为中心，案件事实要在法庭上来查清，这就可以讲一些基本制度，如证人出庭，不再只是对着一堆书面材料进行质证。
让证人出庭讲述，讲述的过程中我们去观察他的表情，他的一言一行，来判断他说话的可信度。他陈述的案件情况是否真实，我们可以对他进行发问，最大可能地去发现真相。这都是比较好的举措，来确保司法公正。
其次要充分保障和尊重当事人和律师的诉讼权利，重视律师的作用，对当事人所提出的刑讯逼供等问题，要给予充分重视并及时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另外要尊重程序的正当性。比如要确保刑事案件二审一律开庭审理。开庭审理太关键了。像民事诉讼，即使不开庭，还组织一个调查程序或者询问程序，实际上是一个简易版的庭审程序，控、辩、审三方都有。
既然民事案件只是处理财产和身份的问题，都能做到这样，而刑事案件竟然只交一份辩护词，这个案子就能结了？正因为刑事案件关乎的权益更重，所以我觉得这种案子最起码程序上不应当低于民事诉讼。
还有法官自由裁量权问题。刑事案件关乎一个人的自由甚至生命，这种案件我认为不应该让法官去判断这个案子有没有必要开庭。
虽然现在证人的出庭率问题有一定改善，但立法上仍然把证人出庭与否的决定权交给法官。针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确立一个制度：只要当事人和辩护人对证人的书面证言有异议，要求证人出庭作证，那么法院就一律应当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最后就是制造冤假错案的人要给予最严厉的责任追究，只有让司法违法犯罪承担最严厉的代价和成本，才能尽可能地让所有人敬畏法律，不去触碰底线。-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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