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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0-09-09 | 來源: 紐約時報 | 有1人參與評論 | 專欄: 拜登 | 字體: 小 中 大
在2018年發表於《外交事務》的壹篇文章中，為拜登提供咨詢的兩名前奧巴馬政府官員庫爾特·M·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和埃利·拉特納(Ely Ratner)表示，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都在對華政策上犯下了根本性的錯誤。
“不管是意識形態光譜上的哪壹派，我們美國外交政策界壹直對中國如何處理經濟、國內政治、安全和全球秩序等方面寄予很高的期待，盡管反對這種政策的理由在日漸增多，”他們寫道。“建立在這種期待基礎上的政策，未能以我們打算或希望的方式改變中國。”
拜登的政策聲明和對他助手的采訪顯示，盡管拜登不願承認自己之前觀點的錯誤，但他最近談到的並不是改造中國，而是恢復美國。他們說，美國必須重新扮演自由價值觀和經濟創新領袖的角色，這將使華盛頓有資格團結志同道合的國家來限制中國。
他們說，拜登的首要任務是重建聯盟，在全球重新扞衛民主，而川普已經削弱了民主。拜登的“重建更好”經濟計劃倡導對美國工業和研究的投資，部分目的是為了與中國競爭。他還認為華盛頓和北京可以在壹些領域進行合作，比如氣候變化、衛生安全和防止核擴散。
但兩國關系目前處於1979年恢復外交關系以來的最低點。中國官員加快了他們威權政策的實施，北京在香港、南海和其他地方的權力主張被華盛頓視為公開的挑釁。
盡管川普政府的鷹派人士打算讓兩國走上長期對抗的道路，但川普本人在中國問題上卻搖擺不定。今年他停止破壞性的貿易戰爭，把習近平稱為“壹個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並在Twitter上表示“很尊重！”。而川普現在又憤怒地談到“中國病毒”，用這個詞指代冠狀病毒疫情。
拜登則呼吁采取更穩定的方式，但對於兩個經濟相互交織的超級大國如何處理意識形態差異，他沒有簡單的答案。在5月的壹次《紐約時報》采訪中，他說，他在2011年和2012年多次會見習近平，試圖看清是否有可能和中國建立“壹種競爭性的關系，同時避免形成爭斗的、以武力為基礎的關系”。
改變中國
1999年，拜登在國會的台階上，向壹群高中生發表了有關核戰爭和中國間諜活動的激情演講。 STEPHEN CROWLEY/THE NEW YORK TIMES
1979年4月，美國派出中國共產黨1949年當政以來第壹個國會代表團，拜登作為其中壹員第壹次拜訪中國，當時他還是個“初入參議院的愣頭青”。他說，從那以後，他“對中國共產黨不斷發展的本質產生了長期的興趣”。他見到了中國領導人鄧小平，鄧小平當時正在開啟對中國指令性經濟的市場改革。
2011年5月，拜登作為副總統接待中國官員時，愉快地回憶起那次訪問。盡管承認爭論的存在，但他說自己“現在依然秉持當時的信念：壹個崛起的中國，不僅對中國來說，而且對於美國乃至世界來說，都是壹個積極又積極的發展”。
然而，隨著幾拾年來中國不斷繁榮，拜登也頻繁地發出批評，尤其針對人權問題。
1989年，天安門廣場周圍的示威者遭到鎮壓，這激怒了拜登，他提出立法，創建了壹個聯邦政府資助的媒體網絡，在中國宣傳民主價值觀。拜登意識到中國是壹個“殘酷的體制”，後來壹度任國務院發言人的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助手詹姆斯·P·魯賓(James P. Rubin)說。這個媒體即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在1996年推出並運作至今。
在美國能夠提出的實際要求方面，拜登也看到了局限性。1991年，當參議院討論是否取消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時，他承認該國在人權和“不公平貿易行為”方面的記錄“應受指責”。但是他主張，美國的首要問題是中國向伊朗和敘利亞出售導彈，這威脅到以色列。
到90年代末，共和黨以及越來越多的溫和派民主黨人都在宣揚對中國加大自由貿易的好處。2000年9月，當參議院討論是否結束20年來對中國最惠顧待遇的的年度審查、實現永久性正常貿易，為該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鋪平道路時，拜登是堅定的支持者。-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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