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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1-04-23 | 來源: 端傳媒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她自小在元朗生活長大，當證人提到元朗的橫街窄巷，她腦海馬上就能浮現具體位置。出身基層家庭，父親是建築業叁行工人、母親是全職主婦。小時候，母親會煮好大盤蜜瓜西米露入碗、待涼，蔡玉玲跟兄弟姊妹就要幫忙到超級市場買冰塊倒進碗裡，推車到粉嶺地盤賣，8至10港元壹碗，“很多地盤工人會糖水加蛋，可能很餓吧。”
蔡玉玲說，小時候對社會認識不多，也說不清自己為何想做記者。家裡清貧，零用不多，她常到圖書館看武俠小說、推理小說。年紀稍長，便追看無線電視的新聞節目和港台的《鏗鏘集》。《鏗鏘集》是港台老牌的新聞紀錄片電視節目，它啟播於1978年，每星期以約30分鍾，報導香港政治經濟、社會福利、中國人權等各類重要議題，多年來獲獎無數。
有壹次看非牟利組織融樂會創辦人王惠芬幫助少數族裔的故事，她在家中邊看影片邊哭。
“你會知道有群人在社會上是有需要的人，或是沒有特權的人。做記者好像可以幫到他們，不知道為何有這樣的感覺。”她說，約中伍開始，自己萌生做記者的念頭。後來她入讀新聞系。
2005年，剛大學畢業的蔡玉玲入職無線電視做節目助理，做綜藝節目，薪金很低，僅有7500港元。兩年後，她加入港台，做特寫節目為主，2012年左右開始做《鏗鏘集》。《鏗鏘集》不算主力做調查報導，蔡玉玲試過參與壹兩次調查，開始對調查新聞產生興趣。
2016年，香港的調查性新聞通訊社“傳真社”開始運作。當時的蔡玉玲正身兼工會事務，對香港新聞前景走下坡有很深感受，她壹直在想，未來要走怎樣的職業方向。“30多歲，難道我要繼續做拾幾年公務員？我覺得還有很多事情未識，不如跳出舒適圈學習吧。”那年，她辭別港台公務員的鐵飯碗，跳入傳真社學習做調查報導。
至今，蔡玉玲制作的專題涵蓋不同題材，包括政治選舉、社會運動及六肆周年，也有越南難民等故事。她歷年獲獎無數，獎項堆在家中高處。
坐在家中，蔡玉玲向記者回想自己被捕當天，“4、5個警察就站在你們坐的位置附近。”11月3日，她被捕後獨自在監獄內的女倉等候時，觀察著羈押倉的細節：隔壁倉的男人因何事被捕、誰人是非法入境者、毛毯是怎麼樣的。
“以前我做新聞工作只是聆聽受訪者說被捕經歷，但始終不會說得很仔細，也不是自己親身經歷的事，”她說，“那壹次，我突然變成親歷其境的人。”
獲釋後，蔡玉玲馬上想著要怎樣對外向媒體、向公眾交代情況。她不希望外界覺得被捕的記者表現虛怯。朋友愛叫她作“理性包”、“邏輯包”，她形容自己被捕當下是“出奇地冷靜”。
事發後壹星期，她的母親幾乎每晚都打給她。媽媽是泰籍人，早些日子，曾提及不如這件事完了，搬到泰國居住。“媽媽的關心不易察覺（subtle），不懂得說很動人的話，”蔡玉玲說，“如果整件事中我對壹個人有虧欠，那壹定是她。”至於目前在安老院居住的爸爸，她不時帶大蕉和砂糖桔去探望，但從沒告訴他自己被捕的事情，“他不知道是壹種幸福。”
獲釋當晚，許多非值班的記者特意去等蔡玉玲。有些人不顧鏡頭與她擁抱，有人沒有上前，只是靜靜站壹旁。蔡玉玲想，“身處其中的人不壹定是最痛苦，反而在旁邊愛莫能助的人，他們反而有些情緒是無處釋放的。”
“ 我想他們也愧疚。對他們來說，是大家壹起做的報導，但有事時為何由我壹人承擔？”在這動輒得咎的高壓時勢，她說，“與我前行不是想像中容易，不如其他人所想般廉價。”
那晚，認識多年的港台前署理副廣播處長陳敏娟上前拍了拍她的肩膀，說道：“你是優秀的記者。”蔡玉玲的淚水當場炸開，“用優秀形容我是過譽的；我也有不優秀的時候。或許她的話是壹種認同及肯定，令你知道這件事上我只是想做新聞，想做到最好，我是沒有錯的。”-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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