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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1-07-21 | 來源: 思思媽媽 | 有6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已婚婦女壹扎堆，總愛壹起吐槽老公——在加拿大也不例外。只要有壹名主婦起頭吐槽壹句，別的主婦也會跟著開始訴說自己老公相應的、甚至更惡劣的行為，讓先吐槽的人心平氣和：“男人都這樣！”
壹次聚會中，壹個嫁給了西人的華人主婦抱怨：“我家那位太精了，我回中國探親，我的狗讓他照顧，狗生病了，我老公硬是不肯送醫院，說什麼狗有自愈能力，吐吐就好了，最後還是等我回來才送的寵物醫院——其實就是因為狗住院要交錢，他舍不得。”
見我們紛紛附和，她繼續道：“平時，我想著當年是靠他辦了身份，就沒在小事兒上和他計較——我家水電氣賬單都是平攤，雞蛋都是壹人買壹盒放冰箱，如果我打湯時候不小心拿錯了雞蛋，下回做飯時我都要記得還壹個給他！”
壹個在律師事務所工作的姐妹寬慰道：“算家用，這是小精明，算不出幾個錢的。真正精的，是結婚時就把離婚時的錢都省下來的。我學過壹個案例，老公自己身家百萬，把不懂英語的中國老婆帶到律師那簽了個合同，約定離婚時老婆壹分錢都不能分他的。你們知道的，在加拿大離婚，婚後財產壹般都是壹人壹半，合同簽對了，能省下幾拾萬刀，這才是真精明呐！”
這位姐妹講的話引起了我的興趣，後來我私下盤根究底壹番後，又查了不少資料，找到了當年接手官司的律師，還真的搞清楚了這個“過埠新娘和她的精明丈夫”的故事。
1
“過埠新娘”這個叫法是從清末的廣東華僑中開始有的，那時許多在海外謀生的中國人，無法融入當地的文化，本著根深蒂固的“男大當婚”思想，身在重洋，也要設法在家鄉找壹個素未謀面的女子成婚。後來這個群體成為了香港電影裡偶爾會使用的題材——或許上了歲數的中年人，還記得洪金寶和張曼玉的那部電影。
那時候，那些選擇回國娶親的加拿大華人，被戲稱為“搬運工”，他們的妻子自然也繼承了“過埠新娘”這個稱呼。那個年代，加拿大家家戶戶都有大花園、獨立屋、私家車的生活，對不少想要出國謀生的人很有吸引力，尤其對於那些從中國大陸來的“新娘”，最初的震撼也總會寫在臉上。
但，壹方高攀的婚姻，也很容易讓另壹方懷著戒心。就算是現在，在加拿大華人論壇上，我還時常看到有人發貼問：“萬壹對方拿了身份就離婚呢？”“萬壹離婚時還要找我要贍養費，那可怎麼辦？”
故事的女主人公名叫阿華，生在農村，書只念到初贰，16歲就到廣東的工廠打工，後來又到自家姐姐的發廊幹活。她不會說廣東話，連26個英語字母都沒學過。1996年遇到鍾生的時候，阿華25歲。
這個從加拿大來的男人當年42歲，剛剛和結發妻子離婚，此行來廣州，既是為考察商機，也帶著為自己再找壹個伴侶的打算。
鍾生出生在香港，家境殷實，作為家裡最聰明的孩子，12歲就被父母送到加拿大讀小學，壹路念書，拿了好幾個專業的文憑，最後從壹家名牌大學的房產銷售專業畢業。
在阿華還沒出生的時候，鍾生就已經有了自己的公司。他並沒有像壹般房產中介那樣靠買賣賺傭金，而是成了壹個房產投資專家——香港的地產市場在上世紀70年代開始起飛，連在售樓部門口賣樓花、排位號的阿姨都知道“要想富，先買屋”，鍾生在溫哥華成立了家族公司，專做房屋出租。溫哥華是個人口源源不斷湧入的城市，只要有房，不愁租不出去，鍾生的生意興隆，財富像滾雪球壹樣積累起來。
但這份財富被離婚切走了壹半——鍾生高中畢業就和結發妻子結婚，然後壹口氣生了3個兒子，夫妻倆1996年離婚的時候，鍾生名下400萬加元的房產，按照加拿大的司法慣例，被結發妻子分走了200萬——當然，即便如此，以當時的匯率，鍾生的身家以人民幣衡量，也算“千萬富翁”了。
鍾生和阿華彼此鍾意，很快在廣州同居了。相處了3年後，鍾生並沒有采取“在中國登記結婚—直接配偶團聚移民”這樣壹步到位的做法，而是很謹慎地回到加拿大，給阿華申請了簽證——他要阿華以“未婚妻”的身份登陸，到加拿大結婚後，再正式為她申請移民。
就這樣，阿華在1999年到了溫哥華。那時的溫哥華與廣州的對比，差距是天上地下的：鍾生在溫哥華的房子簡直就是個豪華別墅，樓上樓下5個大臥室，廚房光潔閃亮，門前草地碧綠，房後落英繽紛，就算是在阿華看過的電影裡，也沒有這樣美滿的生活。
鍾生給阿華“交底”說，自己的父母都不同意他們倆結婚，如果要忤逆父母的意思，那結婚前必須要先簽壹個婚姻合同。沒有心機的阿華壹口答應，鍾生便周到地為她預約了講中文的律師。
和律師碰面壹共也沒花幾分鍾，阿華在壹份自己看不懂的合同上簽了自己的名字，跟鍾生就此完婚了。
2
阿華在溫哥華落地才壹周，時差還沒倒過來，鍾生就對她說：“我給你找了個在餐廳的工作。”
原來，鍾生當時正好有壹棟出租屋租給了本地的壹家中餐廳，租房合同簽完，就“順手”給年輕的新太太找了工作。樸實的阿華根本沒有生氣，而是欣然前往。她本來也沒想過要度蜜月，更願意趕緊賺錢，好寄給大陸的家人。
世紀之交的溫哥華，中餐廳生意爆棚，勤苦肯幹的阿華對餐廳的工作很快就上了手。廣東話裡管中餐廳的服務員叫“企抬”，負責點單、擺碗碟，外加結賬和打掃店面。阿華不懂英語，只能從後廚幹起。
本地的小型中餐廳基本用不起洗碗機，小山壹樣高的髒碗油盤，中午收回來，晚上還要繼續用，最低工資請不到洗碗工的時候，老板和老板娘就會袖子壹挽，親自上陣。洗碗工得站在水池前，不停手地洗——用洗潔精先擦壹遍油膩的碗碟，扔在清水池子過壹遍，再撈起來到消毒池子裡泡壹泡，最後用洗碗帕擦幹。
中餐廳老板很精，從來都是用零工，平時生意清淡時就跟老板娘親自在店裡盯著，省錢。若是趕上客人多、老板娘忙不過來時，他就在後台猛打電話，喊“on call”的服務員和廚房小工趕快過來頂上，好應付壹輪用餐高峰過去，這樣，才能保證工資成本最低。常有服務員在餐廳後門叉腰發牢騷：“我坐公交過來都花了2塊錢，你就讓我賺這壹兩小時工資？！”
所以，阿華這樣住得近、又肯吃苦的零工，是最受中餐館老板們歡迎的。
力氣本無根，用了又再生，阿華很快就和周圍叁肆家中餐廳都建立了“on call”關系，她在餐廳打工打得很投入：壹小時8刀（加元）的最低工資，打烊以後還分小費，多的時候每人也有幾拾刀，幾乎壹天就可以賺過去壹個月的工錢，跟幾年前在流水線上叁班倒、手腳也不敢停歇的狀態比，溫哥華的“餐廳工”簡直是小case。
阿華賺來的錢，除了給自己買點必要的用品，剩下的基本都寄回國給了母親。但時間壹長，鍾生不高興了，開始嫌新太太不顧家了——雖然壹日叁餐阿華還在做，洗衣和打掃屋子也還能對付，但老派香港人講究衣服要熨燙，阿華天天忙著“on call”，回到家後壹身煙熏火燎的味道，筋疲力盡，只想往沙發上躺，更別說還能把老公衣服褲子都燙好了。
但讓阿華放棄打工是萬萬不能的，她用自己的工資請了個鍾點工，專門給鍾生熨燙衣服。鍾生又說花園得保養，草要剪，花要澆，樹要修，阿華就又從自己工資裡掏錢請了個園丁。
加拿大本地夫妻常常是在銀行開個聯名戶頭，工資壹起花，家用壹起拿。而在鍾生家，鍾生來付生活費，阿華的個人開支和家務開支，都是她自己用打工的薪水來付。
幾年後，熟悉了環境的阿華，給自己的母親也辦了移民。
老太太沒浪費壹天，剛住進女婿家就和女兒壹起去餐廳打工了，阿華從此也有了伴兒。
在溫哥華的中餐館裡，有不少像阿華母女這樣的服務員，她們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胳膊上碗盤疊著叁層高，在擁擠的桌子中閃身而過。早茶時她們給你端茶送碗，下午點心時段她們還在滿場飛。就像釘子壹樣，牢牢扎進這個城市。
鍾生的日子也很充實，他繼續著自己的房產生意，先把自己住的房子拿去抵押貸款，用貸款買了個列治文的公寓，然後又把列治文的公寓拿去贰次貸款，再去買另壹個城市的公寓——他做房產投資並不避著阿華，反正他們是簽了婚前協議的。
看到老公的工作就是“買房、裝修、出租”，不像餐廳的工作那麼勞累油膩，還更能賺錢，阿華開始很虛心地向鍾生學習起來。2007年底，阿華和母親也投資了壹棟小獨立屋，總價44萬加元，收來的租金差不多能夠還銀行的月供——在加拿大7年賺出半套房，母女倆也是有“恒產”的人了。
鍾生閒來還會指點阿華如何理財。阿華隨即給自己存了退休金，也學著用各種免稅的理財工具——這是好些老華人壹輩子也不會用的東西。她的“餐廳工”收入不比白領低，再加上理財收入，錢包漸漸鼓了起來，有壹次鍾生投資短頭寸（期貨），阿華也掏出3萬塊現金。
阿華漸漸也能說上幾句英語後，就去上政府為新移民辦的英語基礎班，課程是免費的，講的都是加拿大生活所需要的基本法律知識和財務知識。
3
2010年，阿華在壹家養老院的餐飲部找到了壹份正式的工作，壹個月能領2800加元的工資，還有了工傷保險和失業保險。成了“正式員工”的阿華，就像壹滴水，終於融進了這個國家。
而此時的鍾生，每個月都會離開家，去列治文的公寓住壹兩周。他說自己想住得離大兒子近壹點，好能見見孫子。但到了2011年，他把列治文公寓租出去，自己搬到另壹個城市新買的公寓去住了，依舊是每個月住兩周，阿華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妥。
2012年聖誕節之前，鍾生給阿華發來了壹封email，說：“我已經愛上了別人，如今正在和她同居。”
就在阿華的眼睛快要哭瞎的幾天後，鍾生趁聖誕節回到家裡，他不是回來跟阿華解決感情問題的，而是先要解決“丈母娘長期住在家裡不給錢”的問題。同時也發出最後通牒：“阿華，你媽住在這裡這麼多年，就沒想過要付我壹份租金？要不讓你媽給我付租金，要不我就趕她走。”
阿華跟他大吵壹架，鍾生摔門而去，從此再沒回過這個家，也不再出壹分錢的生活費。阿華開的車、住的房都在鍾生的名下，壹份在養老院工作的薪水，根本還不起車和房的貸款——何況她自己還有壹份房子的貸款——在巨大的壓力裡掙扎了幾個月後，她倒下了，送到醫院，被查出了心髒病，靠公費保險做了開胸手術。
出院時，醫生告誡她，回家後千萬千萬要靜養，從此不能再勞碌，阿華好不容易得來的正式工作，就這樣沒了——這些年，她能在溫哥華立足，全靠餐廳要用她的力氣，現在不能再出賣體力，難道要等著銀行來攆人嗎？
日子過不下去了，阿華在病床上決定，砸鍋賣鐵，也要打官司——好在她的房貸本來快要還清了，她依樣學鍾生照葫蘆畫瓢，做了個“贰貸”，套出3萬加元，作為打離婚官司的預算。
或許是因為阿華覺得最貴的律師就是最好的，她請了壹個西人律師，而且居然還是有“女王御用”頭銜的——要知道，很多當地華人必須打官司的時候，腦子裡想著的第壹件事就是省錢，找律師時，第壹句話總是“小時費率多少？” 我查過當年律師行業的收入水平，執業不久的菜鳥律師120加元/小時，而“女王御用”律師，那是連續執業25年以上的，每小時收費能到500加元左右，壹個離婚官司打下來，可能幾萬加元就沒有了。阿華這3萬塊，甚至可能都不夠壹輪庭審燒的，即使是那些比阿華富得多的華人，也未必敢下這樣的決心。
姜還是老的辣，老律師先解決現實問題，壹張訴狀送鍾生上法庭，要離婚，要分家產，要求鍾生給配偶贍養費，還申請法庭下令，勒令鍾生“得先支付分居期間的費用”。
法官簽下的這張法庭令，解了阿華燃眉之急：“分居期間，房子和車子由鍾太太使用。鍾先生需要繼續供房供車，也必須要交房子的水電氣和地稅。在此期間，鍾太太有權獨占房子和車子，鍾先生沒有權利進入，除非有鍾太太的書面同意。”
法庭令最後還補充道：“在訴訟期間，鍾先生必須付給妻子生活費，直到法庭判決為止。”
法庭令是法官直接簽署的，鍾生都沒機會答辯（作者注：這個法庭令是“without notice”，不必通知另壹方的。在加拿大法律看來，打離婚官司時，有錢的壹方就得先付錢給沒錢的壹方，有錢壹方可以去申請復議，但復議之前也得執行。必須要保證弱勢的壹方頭頂上有房子、冰箱裡有足夠的食物）。他沒有花費時間申請推翻這個法庭令——水電氣、地稅、按揭生活費，都是小錢，關鍵是要“站住”當年的婚前合同，要知道，配偶贍養費才是離婚官司的“大頭”。常有收入不菲、離過婚的西人打征婚廣告時會主動說“我要給配偶贍養費N年”——這筆錢月月扣、年年給，必須要未來的女伴知道且諒解，新的關系才走得下去。
鍾生也請了律師，提出了反訴：“我們的婚姻當年簽了合同，阿華不能分我的財產，法庭應該尊重婚姻合同。而且，說到配偶贍養費，是阿華該付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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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這時，阿華才知道當年簽下的婚姻合同，原來是鍾生指望保住財產、輕松脫身的殺手鑭。
這份合同寫得很專業——它約定：無論雙方結婚時間多長，在離婚時，雙方都只能帶走自己的財產。合同緊接著列出來幾拾份在鍾生名下的財產，有房產的位置，股權，退休金和投資。而列在阿華名下的財產呢——壹片空白。因為當初阿華就是兩手空空、沒帶壹分錢進入了這份婚姻。
這份合同壹句都沒提配偶贍養費。鍾生主張：合同沒寫的，就是沒有，就不該給，要給也應該是阿華給我。後來，他大概覺得找打餐廳工的妻子要贍養費有點不光彩，又撤回了自己的請求，並表示：“我可以給阿華贍養費。”
壹般經驗老道的律師會建議，要“起訴”就不要“撤回”，因為輕率、反復的行為，很可能會導致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大概是從鍾生所了解的加拿大法律來說，他自信這份婚姻合同當初真的立得很“堅固”，可能和自己的律師並沒有充分討論。而且，差不多在同壹時間，有另外壹個離婚官司壹路打到加拿大最高法院，而這個案例，大大增加了他贏得官司的信心——
壹個西人男律師，第壹次離婚時被前妻分走壹半身家。他決定再婚時壹定要簽個最嚴密的合同，於是向壹個女律師求婚，掏出壹份合同，約定新的妻子如果放棄職業在家照顧孩子，那麼每年可以得到3%的婚房份額，但是無論結婚多少年，女方能拿到的房子份額不能超過49%。
女律師壹看條款，自然打死不簽。雖然他們各自都是律師，但都又分別咨詢了別的同行。後來男律師在訂婚宴之前，當眾再次掏出合同，拿出鋼筆直接塞到女律師手上。女律師被架在眾人的目光之下，不好破壞氣氛，流著眼淚簽了字，跟旁邊的朋友說：“你是我的證人，我是被迫簽了這個合同。”
若幹年後，兩人的婚姻果然又走到了離婚的田地，按照合同，女律師只能分到23%的房子。法庭上，男律師堅決扞衛合同，女律師堅決推翻合同，雙方為了職業榮譽，壹路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後最高法院認定：兩人都咨詢了獨立法律意見，女律師放棄權利是自己的決定，婚姻合同的公平不等於平均，女律師不能分到更多的錢。
鍾生的合同是嚴密的，也是有前瞻性的。他甚至考慮到了，在壹些時候，法官會以“夫妻結婚這麼多年，離婚時的現實情況與合同簽訂時候的情況已經不同，而夫妻雙方又沒有重新審視合同”為由把合同擱置——因為鍾生拿出來的那份合同上明確寫著：“雙方每兩年對合同重新審視壹遍，如果沒有異議，合同就繼續生效。”
阿華在法庭上簡直被這個她簽的時候看不懂、現在還是看不懂的嚴密邏輯打懵了，只能說：“當時我簽的時候，我也不懂這個是什麼意思啊，這個協議什麼都不給我，不公平！而且你當時說，不簽協議就不能結婚，所以我才簽了的。”
鍾生壹句話就堵住了她的嘴：“我也告訴過你，就算你不簽協議、我們不能結婚，你也可以用未婚妻簽證留在加拿大，我也會繼續在經濟上支持你的。”
所以，這也是向法官表明：阿華並不是“沒有選擇”才簽的協議，她不能主張自己當初是被“脅迫”才簽的協議。
接著，鍾生釘下棺材板上的最後壹顆釘子：“阿華不能說她看不懂合同，我當年是給她請了說中文的律師，還帶她去見了律師，她是單獨咨詢了律師後才簽的合同。”——而這，就叫“獨立法律意見”，這在加拿大簡直就是合同的“金剛罩”，那個女律師就是這樣輸了官司。
法官看向阿華，阿華幾乎哭了出來，她承認，鍾生說得沒錯。她想起來，當年鍾生送自己去律師樓前，曾說，加拿大的律師很貴，按小時收費的，說著，還掏出了壹張“收費預估單”。上面阿拉伯數字她是認識的，看了之後，也跟著心痛起老公的錢來——按當年的匯率，她在廣州壹個月的工資，也就夠和律師說1小時的話，每句話都是錢啊！
到了律師樓，鍾生掏出合同給阿華，讓她獨自去見律師，自己在門口會客處等她。律師看了合同，用廣東話跟阿華說：“如果您簽了這個合同，那之後離婚的時候你不能要求分財產。你們各自的財產歸各自所有。”
阿華在廣州待了多年，聽得懂廣東話，但說不來，她當時只想著昂貴的律師費，坐立不安，恨不得立刻結束這按分鍾收費的咨詢。所以，當時的她沒有什麼異議，律師說完，就直接在合同上簽了字。
之後，這份婚姻合同，夫妻兩個人都再也沒看過，更談不上“兩年壹次審核”，如果不是要離婚打官司，都不曉得扔到哪裡去了。
阿華在法庭上，懊悔得恨不得拍自己壹板磚：“那時我連律師事務所的凳子都沒坐熱就出來了！”
法官問：“當時律師有沒有告訴你如果不簽這個合同會怎麼樣？”
阿華說：“鍾生給我說了，不簽這個合同我們就結不了婚，但律師沒有解釋過不簽會怎麼樣。”
5
接下來幾年，阿華因為心髒病，打工打得斷斷續續，離婚官司也因為她接受治療被幾次延遲。幸好她申請到了壹份殘疾補助，會持續付她25個月的工資。
按照卑詩省的婚姻法，離婚分家分產都是從分居開始算的。
鍾生繼續投資滾雪球，過著高級中產的日子，只需按部就班地把官司打下去，提交壹堆財產和債務聲明就可以了；而阿華在溫哥華這些年，壹直都是找鍾生當會計的大兒子報稅，財務狀況是壹清贰白的。那棟於2008年買下的房子，扣除按揭後淨值33萬加元，阿華擁有的這壹半是16.5萬，年收入大約1.8萬。
鍾生和阿華都有義務向法庭出示所要求的文件。例如稅單、銀行的交易流水、按揭申請表格等等。鍾生的投資種類豐富，出示的資料自然比阿華多得多——按照程序，當事人都是把材料交給律師，律師再提交給法庭。
可鍾生和律師大概是大意了，在材料中夾了壹張申請貸款的申請表。阿華請的老律師沒有讓鍾生的材料放在牆角吃灰，他像偵探壹樣，仔細翻鍾生的流水賬，最後壹把揪住那張貸款申請表，拍到法庭上：“鍾先生，你在法庭上宣誓說，你的總財產壹共270萬加元，其中債務 100萬，淨資產170萬。但在申請按揭上，你卻告訴銀行，你的總資產有1100萬，淨資產有1020萬？這多出來的快1000萬是天上掉下來的？”
這張申請表，立刻像匕首壹樣把鍾生的信用刺了個洞。法官馬上掀起了眉毛：“鍾先生上壹次離婚的時候家庭總資產400萬，就算剩壹半也是200萬，結婚之後變成170萬的淨資產，這個數字怎麼來的，我還壹直沒搞清楚呢。”
鍾生也給出了自己的理由：“給銀行申請貸款時說的話也能作准嗎？我是為了拿到貸款，適度誇大了自己的資產，請法官按照我在法庭上的財務聲明為准。”
為了證明自己在法庭上的財務聲明是真實的，他只好解釋自己的財富史：在和阿華結婚之前，他就已經囤積了拾幾套房子在收租。但這些房子全部是家族公司持有的，並不在他壹個人的名下。結婚時，他名下只有壹棟房，後來壹路漲價，大約價值100萬。後來，他又買了兩個公寓，也和兒子們成立了公司，在美國房產最低迷的時期，他們去那裡買了公寓、獨立屋、出租房，所以申請貸款時把這些房產都宣稱是自己所有，再把能誇張的都吹壹吹，就變成了“1050萬”——例如，3個兒子分別送給鍾生壹塊瑞士表，鍾生就隨便“估價”5萬加元壹塊，往表上壹填，所以“珠寶&手表”那壹欄的資產就價值“15萬”了。
鍾生壹邊強調“貸款申請有誇張”，壹邊抱著合同不放，說：法律不是講究“當事人的意思自洽”嗎？當初合同是阿華親自簽的，律師是阿華親自見了的，現在，法官就該尊重婚姻合同，按照合同來分財產——阿華賺下的房子歸她自己，我的房子阿華不能染指，至於我有多少財產，那是與本案無關的。
但法官對他的說法並不買賬。雖然之前那個男律師在最高法院打贏了官司，似乎讓“自己簽的合同就要自己認”成了准則——但是對於法官來說，判例有幾萬字，到處都是真理。
法官把案例翻來翻去，也找出了支持自己高見的真理——在那對律師夫妻的離婚案中，最高法院的9個法官中，有3人是支持女律師的，他們認為那份婚姻合同應該推翻。壹位法官寫下：“婚姻總是男人獲利。男人壹結婚，就有了家庭支持他們去投資事業。但對於女人，結婚就像在家裡也打了壹份工。盡管女人也工作，但她們大多數人仍把丈夫與孩子放在第壹位。於是離婚時，女性實際上承受了雙重損失，婚姻時間越長，她們收入越受影響，她們重回職場的能力也越低。”
於是，本案的法官總結道：“這位男律師提供的合同站住了腳，是因為合同裡每年分配給妻子房子3%的價值是合理的，而不是因為妻子‘咨詢過律師再簽的字’——如果他妻子出去執業，恐怕也就賺到這3%。婚姻的公平標准，應該比商業行為更高。婚姻合同的簽訂要公平，雙方要有充分的討價還價；律師提供的法律意見，必須是真正彌補弱勢壹方，而不是只給做了個合同翻譯；婚姻合同在執行的時候也要公平——兩樣有壹樣不公平，法庭就能擱置它。因為，婚姻不能是壹方對另壹方的剝削。”
“我要審查鍾生的合同是否簽訂時公平、執行時也公平。”
法官還寫道：“鍾太太剛來加拿大時，顯然是弱勢的。她不會說英語，也不能閱讀，她即使在中國也從來沒有咨詢過律師，她對加拿大更加壹無所知。她確實咨詢了律師，但律師的咨詢並沒有彌補她的弱勢地位——例如，律師並沒有要求鍾生在合同上列明自己的財產價值，財產清單只有地址、沒有估值，這是不正常的；律師也沒有幫助鍾太太討價還價、獲得更有利的條件。律師更沒有告訴她，如果不簽這份合同，她本來在婚姻法中享有的權利。鍾太太是放棄了她根本不知道的權利，所以這份合同簽訂就是不公平的。”
再說合同的執行：“我認為，必須用懷疑的眼光來看待鍾先生的財務狀況。鍾先生的財務狀況，以及他未來財務的穩定性，都比向法院披露的更多、更穩健。鍾先生是壹位經驗豐富的成功企業家，他會繼續投資和收購資產，他的生活會處在最舒適的水平。而鍾太太為了家庭，工作了14年，加上婚前同居的2年多，壹共16年。她有嚴重健康問題，收入已經大幅度減少。這份合同沒有約定給她任何配偶贍養費，如果合同有效，離婚後，她必須從頭開始，只能為自己的退休生活去工作、儲蓄。她還負擔著自己母親的生活。她的健康影響了她的收入，而她的殘疾福利不是穩定的財務來源。這位女士在年輕時曾表現出不懈的斗志，現在她的健康不允許她從頭再來。所以，這份合同實質不公平。”
所以：“我判決，擱置這婚姻合同。”
“兩人結婚時所住的房子，雖然是鍾生在婚前買的，但是兩人居住的13年半裡，鍾太太貢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給這棟房子，而合同對此沒有約定任何補償，這對她是極不公平的——我判決，這房子是婚姻財產，應該對半分。”
想必這些話對鍾生來說不啻於晴天霹靂，他或許不知道，英語裡有句俗話：“The man’s work from dawn to the sunset, but woman’s work is never done.（男人的工作從日出到日落，而女人的工作是做不完的）”在加拿大的法律看來，“婚姻是兩個人對家庭盡力的付出”，法官不能去考證誰到底供房子出了多少錢，但他們會認為，做家務也是“付出”，帶小孩也是“付出”，剪草修樹、支付維護費用，壹律都是“實質性投入”，其價值並不比賺錢還房貸小——鍾生的房子當初買時花了36萬加元，與阿華離婚時大約價值142萬加元，阿華可以分走72萬。
法官接著寫道：“鍾生有義務還清房屋的按揭，以及贰次按揭的50萬。鍾生將這房子套現用於投資，既沒有給妻子通知，也沒有得到妻子的許可，所以我判決，贰次按揭是鍾生的個人債務。鍾生在婚後投資的賬戶，還有他的退休金，總共價值50萬加元，也得和鍾太太對半分。只有鍾生的海外投資不是婚姻財產，免於分配。”
而更大的雷還在後頭。
加拿大富人怕離婚，除了分家產，也忌憚配偶贍養費。配偶贍養費有兩種：壹種是補償性的，如果壹方曾經為了家庭放棄了工作，放棄了升職受教育的機會，那麼另壹方就該付贍養費；另壹種是非補償性的，沒有理由，就因為離婚時壹方的經濟狀況更好，所以就得保證另壹方的生活水平不會出現斷崖式下跌。
阿華得到的配偶贍養費又突破了常規，法官宣布：“按照雙方提交的證據，鍾先生的年收入是5.6萬加元，而鍾太太的年收入為1.8萬。我認為鍾先生的實際年收入應該額定為9萬，鍾太太的收入應該調整為1.5萬。通常沒有孩子的夫妻，贍養費要按照婚姻的時長來付，但我不准備按照這時間判，因為我無法預料鍾太太的健康狀況什麼時候能好轉。我判令：鍾先生每月給妻子1625加元的贍養費，直到法庭命令他不必再給為止。”
“直到法庭命令為止”——這意味著這筆錢壹給就是阿華的壹輩子或者鍾生的壹輩子，遇到通貨膨脹或者阿華的健康情況有變，法庭還能給漲壹漲。
鍾生這份嚴密的婚姻合同，終於被自己的過於精明打破了，成了又壹個可以被後續參考的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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