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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1-08-27 | 來源: 澎湃新聞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近期，阿富汗國內局勢的動蕩，又壹次在全球引發巨大關注。阿富汗境內的文物與歷史文化遺產也受到了廣泛的關注。
今年是巴米揚大佛被毀20周年。本文回顧了顧巴米揚是如何從壹座歷史悠久卻又鮮為人知的神秘古城通過被早期歐洲殖民者的發現及開拓，變為舉世聞名的世界文化遺產之過程。
在尋找和發現巴米揚的過程中，人們對遺址的性質的推測大多具有時代特色。從神話傳說到繪畫圖像，從軍事間諜到歷史地理，種種猜測構成了繽紛多彩的人類探險史，也代表著過去幾代人對於阿富汗的認識。1922年，法國考古學者首次進入阿富汗調查，開啟了研究史的整理。20世紀60年代，日本考察隊開展巴米揚研究。日本學者宮治昭曾撰文，勾勒巴米揚研究史有重要意義，但限於時代，輯錄資料不夠全面。2018年，敦煌研究院考察隊進入巴米揚進行調查，巴米揚研究史得以再次梳理並開啟新壹輪研究。溫故知新，在巴米揚被毀20周年之際，我們進壹步梳理研究史的線索，希望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出發點。
東印度公司尋找千裡馬，獸醫找到大佛
19世紀，歐洲殖民主義浪潮席卷全球，在英、俄兩大帝國的夾擊下，古老的阿富汗土地只能“苟延殘喘”。號稱 “日不落” 的英帝國，從印度北上，擴張至阿富汗；被稱為“北極熊”的沙皇俄國南下，蠶食中亞伍國，直至阿姆河畔。奇妙的是，雙方的勢力范圍擠壓出壹片緩沖區，形成了現代阿富汗的疆域。
在這壹場世紀博弈中，英、俄勢力范圍以阿富汗中部的興都庫什山為邊界，而歐洲人對這裡卻幾乎壹無所知。除了亞歷山大東征時曾有經過，近代以來，即便是馬可·波羅也未曾來到過這裡。高峻的興都庫什山，常人難以逾越，只有叁個山谷地帶地勢較低，可以借此溝通南北。巴米揚山谷則位於最西部通道。
從巴米揚東大佛佛龕遠望巴米揚山谷
1824年8月末，壹隊“貨郎擔”走進了巴米揚山谷。馬幫馱著英國商品，緩慢移動。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獸醫摩爾克勞福特（W.Moorcroft，公元1767?1825年）及其助手，意外抵達巴米揚山谷。他的本意是在中亞販賣英國貨以取代俄國產品，順便為軍隊尋找傳說中的千裡馬，但卻被山谷中幾拾米高的巨像迷住了。
巴米揚西部山崖石窟和西大佛景觀
巴米揚東部山崖石窟和東大佛景觀
摩爾克勞福特憑借直覺判斷，巴米揚是佛教遺址。他正確判斷了東大佛是釋迦佛，認為部分石窟和密宗曼陀羅有關，還提出西大佛以西部分石窟的套斗頂起源於克什米爾木構建築。但他的有些推測則顯得操之過急，例如，他認為巴米揚與藏族修行地類似，大喇嘛住在大佛腳下的回廊石窟，普通居士住在單獨石窟。他被強烈的求知欲推動，繼續探索，想要弄清巨像的來歷。但是，當地人對此壹無所知，只是稱兩座佛像為“爸爸（Sang-sal）”和“媽媽（Shah-muma）”。這並不能解答他的疑惑，而又因囿於學識，他也很難有更多作為。
摩爾克勞福特受過壹些教育，少年時曾立志成為壹名外科醫生，但因為家鄉被瘟疫侵襲，必須拯救牲畜，於是成為了壹名獸醫。他是第壹位從法國拿到獸醫執照的英國人，隨後在家鄉開辦馬匹醫院，還做些發明。後來，他加入反拿破侖戰爭，又因為人格魅力和藝術造詣受到上司賞識，受邀到英屬印度擔任馬醫，陰差陽錯地到了亞洲。
為給軍隊尋找良馬，摩爾克勞福特訪問了西藏。憑借著高超的醫術，他不僅獲得了當地人的信任，還學習了藏語並接觸到了藏傳佛教藝術。在這裡，他遇到了匈牙利語言學家喬瑪（Alexander K?r?si Csoma Sándor）。喬瑪狂熱地認為匈牙利語起源於藏區，於是穿越歐亞大陸，來到拉達克的寺院，苦學柒年，試圖找到匈牙利語言和人種的起源。雖然探險計劃失敗了，但惺惺相惜的兩人，卻壹起討論並編撰了第壹本英藏字典，成為了歐洲藏學的發端。因此很可能，正是喬瑪指引了摩爾克勞福特，他才決定考察巴米揚。
喬瑪的雕塑 圖:來自網絡
任何考察都有偶然與意外。在與喬瑪分別後，摩爾克勞福特迷上了巴米揚神秘的景觀，想繼續尋找答案。不幸的是，1825年8月，摩爾克勞福特及其助手相繼染病去世。除了寫給長官的信件，摩爾克勞福特去世時，唯壹值錢的遺物就只剩壹條羊毛披肩，而這就是巴米揚探險第壹人的全部家當。
盡管摩爾克勞福特為東印度公司收集了很多商業信息，還調查了俄國勢力滲透的范圍。但是，他們堅持長期旅行考察的行為，得罪了周遭的人。除商業考察的價值被認可以外，沒人認識到他調查的價值。英國官方認為，在1819至1825年的商業考察中，摩爾克勞福特的所有使命都失敗了，不但浪費了金錢和時間，在市場開拓上也壹事無成。
在他們去世15年後，英國外交官加工並整理了兩人的報告，做了壹番渲染後，發表了出來。這是第壹份歐洲人對巴米揚的實地記錄，也是巴米揚研究的開端。
“亞歷山大東征的繼承者”：歐洲的外交官們
英、俄兩國的對峙激起了“愛國者”對阿富汗的興趣，離不開駐地外交官的“煽風點火”。在那狂熱擴張的時代，勇氣和智力必不可少，年輕人急需打破社會階層固化，而阿富汗成了他們的圓夢之地。
第壹張巴米揚圖像
1831年，東印度公司決定考察阿富汗北部阿姆河地區，由伯恩斯（A.Burnes，公元1805?1841年）承擔這項任務。這位蘇格蘭年輕人從16歲開始為東印度公司服務，能說當地的語言，還熟悉波斯詩歌。這有助於他探索道路，並進壹步與部落首領交涉。伯恩斯很清楚，他所走的是歐洲人夢想的亞歷山大東征路線，而他繼承了亞歷山大的夢想——將巴米揚變成亞歷山大遺產的壹部分。
伯恩斯畫像 圖:來自網絡
1832年5月，伯恩斯壹行人抵達巴米揚山谷。伯恩斯的考察目的復雜而且不明確，他認為巴米揚是亞歷山大高加索城，進而猜測：究竟是誰雕刻了這不朽的巨像？巨像是不是某位名人的肖像？
伯恩斯在文章《巴米揚巨像》中，繪制了第壹幅關於巴米揚的版畫，東西大佛被拼湊、擠壓在狹窄的空間裡，與現實差距很大。但是，對巴米揚大佛的描繪強烈地刺激著當時歐洲人的好奇心，使得他的文章成了熱門話題；而那張不夠精湛的版畫，也成了最佳的視覺文化標志。
伯恩斯書中的巴米揚山谷（1833年）
伯恩斯書中的巴米揚石版畫（1834年）
與伯恩斯同行的傑拉德（Dr. James Gerard）記錄了西大佛曾遭受莫臥兒王朝和納迪爾汗的炮轟和焚燒的事件，這具有重要參考價值。1969至1976年，印度考古隊修復巴米揚西大佛時，曾在大佛面部找到殘留的木炭。傑拉德認為，大佛是泥塑而非石雕，還發現了俄國人調查巴米揚的證據。俄國人在莫斯科雇傭波斯人繪制巴米揚佛像，並且有目的地收集錢幣等古物，定期送往布哈拉（Bokhara）用於研究。
1833年11月7日，傑拉德簡單發掘了喀布爾（Kabul）東南郊外的壹座寺院，獲得壹些錢幣和壹件石雕佛像。這件佛像有該地區流行的火焰肩，頂部是散花天人，兩側場景是燃燈佛授記和阿育王施土因緣。傑拉德與同儕並不清楚浮雕的含義，只能分析造型，認為和巴米揚佛像類似。這次發掘被認為是犍陀羅研究的開端。
1834年，伯恩斯的游記叁卷本《走進布哈拉》出版，並立刻成為暢銷書，在首日即驚人地售出900本。雖然此書在巴米揚研究方面沒有建樹，但揭露了沙俄的侵略野心，使伯恩斯成了英雄。在沙龍社交、公眾演講和游記類書籍中，不少人引用了他的觀點和圖片。後來，他短暫地回到倫敦，榮獲了皇家地理學會（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金質獎章，應邀參加覲見。伯恩斯極具寫作天賦，又富於社交魅力。他的文字展示了中亞文化中神秘浪漫的壹面，激起了英國人的興趣，進而受到了官方賞識。因此，他受封爵士，並被委以外交重任。
《走進布哈拉》書影 圖:來自網絡
1837年9月，伯恩斯作為贰號人物，跟隨英國代表團再次到達喀布爾，受到了盛大的歡迎。但此時，他更像是政治傀儡，以壹位英國探險明星的身份，吸引更多人移民至此。他隨後還資助了幾位探險家，定期通過信件獲得素材，加工炒作，炮制文章。借此，伯恩斯更建立起了壹張龐大的信息網，以便監視俄國和阿富汗國王們。
不久後，來自俄國的競爭對手軍官維特克維奇（Ivan Vitkevich）攜帶著錢包和野心到達喀布爾。1837年的聖誕晚宴中，他會見了伯恩斯。兩人擁有相同的知識背景和語言天賦，實在是棋逢對手。維特克維奇自稱沙皇特使，實則來路不明，總是提出讓阿富汗國王無法拒絕的豐厚條件，以期深入合作。他最終擊敗了英國人，但卻在返回俄羅斯後不久被暗殺。剛剛興起不久的俄國巴米揚研究中斷很長時間之後才再次出現。
維特克維奇畫像 圖:來自網絡
伯恩斯沒能享受太久的榮譽。在成為公眾人物後，他開始自我膨脹，喪失了對文化研究的追求，性格上的缺陷也被放大。穆斯林極其忌諱他的性偏好，但他卻無所顧忌。不久後，第壹次英阿戰爭爆發，憤怒的阿富汗人殺死了荒淫無度的伯恩斯。
英軍占領遺址 ：從軍營變為監獄
隨後，英俄在阿富汗展開了角逐，被稱為“the Great Game”。雙方為此投入了大量的資源，興都庫什山脈成為戰略要地，巴米揚也被標注在各種地圖上。
1838年，3萬多人的軍隊開進了阿富汗，軍屬和移民也隨之到來。在喀布爾建立了英國社區，讓更多人能到巴米揚旅行。1840年夏天，英國扶植杜拉尼（Shah Shuja Durrani，公元1785?1842年）再次登上王位，建立傀儡政權，並在巴米揚山谷修建了壹座城寨，監管周圍地區，防止部落叛亂。1838年8月，負責營造的測繪師斯圖爾特（Lieutenant John Sturt）調查了巴米揚、興都庫什的冰川溶洞和周哈克古城（Zohak），並且測繪了周圍的地形地勢。斯圖爾特在第壹次英阿戰爭中被殺，同行軍人鉑斯勒姆（R.G.Burslem，公元1813?1896年）出版了他們的考察記錄，公布了10枚采集到的錢幣，並報告了巴米揚周圍的山川地理。
杜拉尼畫像 圖:來自網絡
此後，軍官哈德（Lockyer Willis Hart，公元1804?1847年）被派遣到巴米揚山谷，他每天繪畫記錄壹些當地人物。巴米揚山崖和周哈克古城成了人物的背景，描繪得拾分逼真。此外，哈德還繪制了巴米揚周邊的軍用地圖。
巴米揚山谷中塔吉克人水彩畫（1843年） 哈德等人繪制
1840年4月，軍人在當地挖掘戰壕時，發現了兩枚巴克特裡亞銅幣，這是第壹次在巴米揚發掘出錢幣，可惜並沒有其他太多有價值的信息。巴米揚再次發現錢幣，是在2002至2008年間，法國考古隊在山谷寺院發掘中獲得了壹批錢幣，其年代學跨度從希臘化時期到伊斯蘭時期，其中以薩珊—貴霜（Kushano-sasanide）時期的最為重要，為很多寺院建築的存廢年代提供了參考依據。
巴米揚被看作是英屬印度佛教傳播最遠的地方，成為英國擴張范圍的理想邊界。盡管英軍占據此地壹年多，其頒布的政策措施卻乏善可陳。英國國內在保守派的撤離和激進派的開拓間搖擺，盡管從未完全放棄控制阿富汗的野心，但並未能成功地長期殖民阿富汗。政策壹旦動搖，戰爭便會隨時引爆。
第壹次英阿戰爭中，英國約有4500名軍人和12000名平民喪生。在慘敗的背景下，壹批歷史題材畫作誕生了。戰俘大屠殺幸存者的記錄中，埃勒（Vincent Eyre，公元 1811?1881 年）的水彩畫值得注意。被關押在巴米揚監獄時，埃勒畫了很多當地風景，還臨摹了石窟壁畫。
西大佛水彩畫（1842年） 英國大英博物館藏
東大佛水彩畫（1842年） 英國大英博物館藏
前面提到的斯圖爾特的遺孀及其他家屬也被關押在這裡。岳母賽爾夫人（Lady Sale）的自傳記載了斯圖爾特妻女被監禁的詳情。賽爾夫人被關押在高魯高拉山丘（Shah-I Golugola），她記錄了蒙古軍隊屠殺高魯高拉古城的傳聞。她被羈押迫害，命懸壹線，卻以 “聖女貞德”式無畏的寫作成功地抓住了英國人的民族心理，使巴米揚成為家庭破碎時和不屈精神的寄托。
賽爾夫人畫像 圖:來自網絡
在訪問巴米揚東大佛時，賽爾夫人憑借錢幣學的素養，指出天井壁畫供養人與薩珊錢幣帝王像的關聯，這成為了以後研究的突破點。後來，賽爾夫人獲釋，返回白沙瓦，成為知名的犍陀羅文物收藏家，還給大英博物館捐贈了20枚貴霜錢幣。
19世紀，由於缺乏專業背景，雇員和戰俘的描述對嚴肅學術研究的意義並不大。無論是當地人，還是西方人，對於巴米揚石窟的建造時間和性質，都是同樣地無知。這壹時期的版畫、水彩畫並非實際景色，精確性不高。法國考古學家也復制了壹批版畫，但都是以英國版畫為藍本，由於政治的影響，其中往往包含了虛構的成分。這些淺顯而獵奇的認識，真實地反映了他們的探險情懷。
石版畫（1843年） 法國考古學者F. Ernest Breton根據英國出版物繪制
可以肯定的是，巴米揚作為文化符號，代表了英國公眾對於東方的閱讀興趣。但是，對於大佛以外的壹切，他們還是非常茫然的。
從逃兵到考古學者：間諜繪制的巴米揚風景
此後，歐洲人持續到訪巴米揚，留下的記錄多是些幻想和猜測。此時的英國探險家多具有雙重身份，他們考察阿富汗，不僅為了刺探情報，更是為了攫取貴金屬，尤其覬覦錢幣、金銀和古董。這些調查，既滿足了貴族的獵奇心理，同時也推動了美術考古的發展。
馬森（C.Masson，公元1800?1853年）乃是其中佼佼者。他原名詹姆斯·劉易斯（James Lewis），是個熱愛冒險的英國人。1822年，馬森抵達英屬印度，被編入炮兵隊。可是，軍事管理令他厭煩，規章制度阻礙了他的探險夢。於是，馬森在壹次慘烈的戰役中成了逃兵，之後又搖身壹變，扮成了美國肯塔基州的新晉探險家，甚至還獲得了長官的信任。1827年，馬森成了個流浪旅行作家、半吊子考古學家，頻繁進出阿富汗古跡。抵達喀布爾後，馬森就剃發、跣足、染須，換上當地衣帽，扮成當地人模樣，為深入各部落考察提供便利。
1832年初冬，馬森來到巴米揚。西大佛下方的石窟被商隊用作倉庫，外面修建了圍牆。他賄賂當地人打開石窟，並且爬上了大佛，想研究復雜的石窟結構。馬森在第XII窟中驚奇地發現，壁面上用木炭寫著摩爾克勞夫特等壹眾人的名字。出於好勝心，他在更高的西大佛天井壁畫上用木炭塗鴉，留下了意味深長的語句：
“如有人蠢到（以為）發現了這麼高的洞窟，需知查爾斯·馬森曾來過。（If any fool this high samootch [cave] explore, Know Charles Masson has been here before.）”
20世紀30年代，法國考古隊費盡周折才修好了登上西大佛的道路。馬森的塗鴉震驚了考古學家。原本的道路早就塌了，他是怎麼登頂的？考古學家不得不感歎道，只有間諜的手段才能實現這樣的攀登。
基於對伊朗女神的粗淺理解，馬森認為，西大佛頂部12位男女供養人半身像和題記可以解讀為古波斯帕拉維語月神“NANAIA”。以後卻再也沒人見過這條題記，所以也沒有研究者再提起。馬森還認為，東大佛龕中央半身人像和他在貝格拉姆（Begram）遺址發現的錢幣人像類似，或許與密特拉神有關。此外，雖然伊朗文化的傾向使馬森錯誤地認為巴米揚可能是波斯王陵，但對巴米揚石窟屬濃郁的伊朗薩珊風格以及東大佛天井壁畫是密特拉神的判斷，還是得到了現代研究者的肯定。
在西大佛頂部可以俯視整個山區，現在仍有20世紀90年代阿富汗內戰時留下的高射炮架。出於情報人員的職業素養，馬森需要摸清地形和暗道，並考慮軍事用途。於是留下了第壹張巴米揚石窟平面分布圖，並且第壹次登頂東、西大佛並調查。
巴米揚山谷布局插圖（1842年）
馬森還認為，該地其他洞窟中，僧官居住在圓穹頂大窟，簡單的小窟則是當地人的墓葬。20世紀60年代，在周邊弗拉迪（Fuladi）石窟的調查中發現，當地人的確會把屍體放於窟內，這種葬俗或許影響了馬森的判斷此外，馬森還繪制了興都庫什山脈南北水陸交通圖，發掘了很多佛寺，獲取了大量錢幣、貴金屬和寶物。
巴米揚西大佛壁畫供養人的臨摹圖（1842年)
1838年，馬森回到印度，繼續調查俾路支斯坦地區。1842年，馬森帶著眾多收集到的器物回國，並將其存放於大英博物館。直到現在，研究人員仍在對其進行整理。馬森的發掘雖然並不科學，甚至破壞了遺址的歷史信息和考古地層。但是，這些錢幣構建起了對阿富汗的歷史感知。他的考察記錄、路線和坐標成為後繼者最好的參考資料，他也成為了英國人心目中的 “阿富汗考古學之父”。同時，馬森雖然對政府官員不感冒，但作為間諜，他還是提供了很多精准的政治分析。
後來，英國軍方對阿富汗的態度從輕視逐漸轉變為仇視，最終導致了連續叁次的英阿戰爭。
依據中國文獻，識別巴米揚
除了探險和旅行，如果想認知陌生的世界，讀書是最好的方式。由於沒有詳細的文獻，巴米揚古代史壹直缺乏精細的研究。
1700年，英國牛津大學的東方語言學家海德（Thomas Hyde，公元1636?1703年）編譯了歐洲人對巴米揚的最早記錄。博學的海德以波斯宗教為學術志趣，翻譯書籍，擔任宮廷教師。受東方趣味影響，海德轉譯了波斯語和阿拉伯語文獻，並匯編成書。其中，約成書於公元870年的地理書《世界境域志（Masālik al-Mamālik）》提到了巴米揚。其後，還有相關文學作品陸續出版，大多改編自零碎的中亞語言文獻和游記，沒有壹位作者真正到訪過巴米揚。
法國漢學家雷慕沙（J.P.A.Rémusat，公元1788?1832年）研究佛教，認為古代中國與中亞有緊密聯系，尤其往返印度和中國的求法僧侶留下了很多資料。1836 年，雷慕沙翻譯出版了東晉僧侶法顯撰寫的《佛國記》，裡面涉及阿富汗佛教遺址，展現了阿富汗佛教史的壹個側面。
雷慕沙畫像 圖:來自網絡
1838年，德國地理學者李特爾（Carl Ritter）根據《佛國記》推斷，巴米揚是佛教遺址，並且玄奘可能來過。但是李特爾沉溺於跨文化的解讀，現在看來，其推斷多是主觀臆測。例如，他認為巴米揚石窟中有摩尼教石窟，甚至視巴米揚的文化基礎為亞歷山大城。
李特爾畫像 圖:來自網絡
法國學者儒蓮（S.A.Julien，公元1797?1873年）對佛教很有興趣。與中國學者的直接交流，促使他深入思考中國文獻的作用。他認識到，玄奘的記載可以幫助確定阿富汗史的斷代，於是把《大唐西域記》《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陸續翻譯成法語，並且在中國助手的協助下，深化巴米揚的研究脈絡。
儒蓮肖像 圖:來自網絡
英國倫敦大學中國研究教授貝爾（Samuel Beal）壹直關注著這些翻譯作品。貝爾曾隨英國海軍到過中國，比較熟悉佛教。他在1884年將《大唐西域記》從法語翻譯成英語，使之更廣為人知。借此，英國考古學者可以通過實地考察來證實中國文獻的可靠性。
1861年，長期研究阿富汗錢幣學的英國考古學家坎寧漢姆（Alexander Cunningham，公元1814?1893年）設立印度考古局（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他沿著《大唐西域記》的路線，考察北印度佛教遺址。1861至1885年，他的系列考古報告奠定了犍陀羅考古的基礎。
坎寧漢姆肖像 圖:來自網絡
這時期的“阿富汗”仍然只是壹個地理名詞，意思是“普什圖人聚集的地方”。除了首都喀布爾及幾個大城市，巴米揚等部落地區甚至連邊界都沒確定。英、俄政府為防止對方蠶食中間地區，決定勘定阿富汗國土邊界，成立了邊境調查委員會（Afghan Boundary Commission）。
1884至1886年，英國軍官塔爾伯特（M.G.Talbot）和麥特蘭（P.J.Maitland）兩人在勘查工作中訪問巴米揚，調查山谷水系。兩人把觀察記錄和速寫圖畫交給友人亨利·尤爾上校（Henry Yule）和軍隊畫家辛普森（William Simpson）。
辛普森曾考察過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佛教遺址，他對照新譯《大唐西域記》，確定了巴米揚就是玄奘記載的“梵衍那”。1886年，他們發表了巴米揚的研究文章，將圖像和玄奘的記載結合，確認了巴米揚佛教遺址的性質。壹年後，由日本大阪朝日新聞轉載，東、西方從此都充分認識了巴米揚。
辛普森繪制的西大佛版畫（1886年）
辛普森繪制的東大佛版畫（1886年）
奧地利地理學者格裡斯巴赫（Charles Ludolf Griesbach，公元1847?1907年）受雇於英國邊境調查團，也曾在印度地理局工作。在1885年實地考察巴米揚山谷時，格裡斯巴赫拍攝了巴米揚的第壹張照片，並且繪制了精確的東大佛崖面石窟分布圖，公開發表後，進壹步推進了地理學科的認識。
格裡斯巴赫拍攝的巴米揚第壹張照片（1885年）
盡管阿富汗邊境調查沒有達成共識，但這次勘查中繪制的道路地圖厘清了巴米揚在古代交通中的樞紐作用。1888至1889年，格裡斯巴赫受雇於阿富汗，在國王的指導下從事礦產資源調查，但因局勢不穩定，他的研究工作難以突破。他拍攝了壹批現存最早的巴米揚照片，極大地推動了歷史地理方面的研究。
似乎在壹夜之間，巴米揚找到了屬於自己的過去，變得不再神秘。中國史料結合近代地理學研究，並綜合錢幣學和金石學的證據，豐富了巴米揚地區佛教史和歷史地理學知識。巴米揚作為壹個綜合文化景觀，其多種面向的研究史為人稱道，巴米揚作為世界文化遺產，這些研究也構成了其中的重要部分，延續了以往的認知。
1908年，法國探險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在敦煌藏經洞文書中發現，新羅僧人慧超在《往伍天竺國傳》記載了8世紀的巴米揚佛教史料。對比玄奘和慧超的描述，可以看到百年間巴米揚信仰和物質文化的變遷。此時，阿富汗政界對法國充滿好感，科學的細化研究也需要專業隊伍，這就為後期法國專業考古隊的正式介入埋下了伏筆。
19世紀，得益於英國殖民的開拓，巴米揚研究再次成為顯學。首先，與俄國的競爭使英國政府對興都庫什山脈感到焦慮。其次，東印度公司需要保衛自己商業領地的經濟利益。同時，軍方受到巴米揚地區部落武裝力量的潛在威脅。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勢力的關注下，政治掮客、軍人伙同探險家，把巴米揚炮制成壹座“紀念碑”，歷史研究和考古學研究被挾裹其中，充滿了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色彩。-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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