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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1-08-30 | 来源: 新京报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失而复得的眼睛
在刘志强夫妇逝世的那个雨天，梁嘉欣躺在合肥普瑞眼科医院里，她等待的眼角膜正从250公里外赶来。
一周前，这位35岁的公务员因为细菌感染导致眼角膜穿孔，可能会永久失明，甚至伤及大脑神经。她还没习惯这种被打破的平衡。疼痛感从眼眶蔓延到脸部和头部，左眼的世界从“一层雾”慢慢变成“一张纸”，眼睛会不自觉地淌泪，走路时不小心就踩空。
眼科医生屈志国提议她更换眼角膜，但得到这个器官需要难得的运气。没有合适的眼角膜，医生也束手无策。
屈志国从2008年开始负责医院的眼角膜捐献工作，他办公室的柜子里装满了志愿捐献的表格。可喜的是，捐献数据已经从最初的每年2例，上升到现在的每年上百例，但等待眼角膜的人仍远超于此。
梁嘉欣是幸运的，毕竟另一个接受眼角膜捐献的患者已经等了5年。
这是个将近一米八的小伙子，皮肤黝黑，在建筑行业工作，他需要把眼睛凑到仪器前，测出建筑的精确方位。5年前，孙思城的眼角膜出了问题，医生建议做移植手术，先登记信息然后等待。到今年6月，他连5米外的东西都看不清了。
躺在手术床上时，孙思城一阵阵冒汗，手也紧张到发麻，盯着头上的无影灯一动不动。他讲述这段经历时有些不好意思，这是他第一次做手术，隔壁病床的阿姨“嘲笑”他：“这么个大小伙子，怕啥呢？”
手术很成功，康复后的孙思城有时会想，给自己捐献眼角膜的人是谁，是男是女，多大年纪。一天，他看到一对去世夫妇捐献器官的新闻，那个时间和自己的手术时间差不多，他猜想，自己的“恩人”或许就是他们。
根据器官捐献的“双盲原则”，捐献者和接受者不能知晓对方信息。但孙思城的父亲还是想跟医生打听一下，得知刘志强年纪与自己相仿，还有三个女儿。他担心孩子们会吃苦，“如果他们家有困难，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们可以捐些钱。”
医生摇了摇头。父子俩又补了一句：“那祝她们健康，平安。”
梁嘉欣摘下纱布后，眼睛里的雾气散去。儿子好奇地盯着她的左眼，想看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妈妈，人家为什么要把眼睛给你啊？”
该怎么向一个6岁的孩子解释捐献的含义呢？“他们去世了，但想帮助更多的人。”儿子又问：“那就是死了吗？”“对，他们的眼睛在妈妈身上活着。”
刘志强夫妇的器官被送到安医大一附院后，医生为患者做移植手术。 来源: 医院官网
“万分之一”
肾脏移植的过程远比眼角膜要艰难。
刘大勇和他的肾脏已经艰难支撑了两年时间。刘志强夫妻捐献的肾脏送到了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简称“安医大一附院”），在此就医的刘大勇成为被选中的4名受捐者之一。
他开了十几年货车，跑遍全国各地，一天24小时基本都在车上，饿了就去服务区吃泡面。他说新疆和东北的风景很美，但开车太累。
两年前，刘大勇被诊断为尿毒症晚期。起初的几次头痛，他以为是累了，没在意。一个月后，他突然发现眼睛充血，看东西有点模糊。刘大勇吓蒙了，眼睛可是司机的命，他担心工作不保，丢掉养活一家老小的手艺。
确诊后，刘大勇常常感到呼吸困难，晚上睡觉起码要垫两个枕头。食欲很差，身高一米七的他从138斤瘦到104斤，脸色蜡黄，黑斑爬满身体。-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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