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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1-08-30 | 来源: 新京报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喝水也成了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儿。多喝几口就会感到心衰，无力。
插管透析是家常便饭。从大腿上插一根管子，体内的血液被引到机器上，过滤排毒后，再送回体内。随着病情加重，透析从每周一次，变成每周两次、三次。这是常人难以承受的，每次透析完，刘大勇动也不想动，“整个人特别软。”
车是彻底开不了了。刘大勇托人卖了那辆货车，家里女儿在上大学，儿子正读高中，吃穿用度都要花钱。妻子在老家寿县开了一个宵夜摊，卖当地有名的淮南牛肉汤。夫妻俩常常从傍晚忙到凌晨。刘大勇帮着洗碗、端盘子，状态好的时候，他还能帮忙炒饭、炒粉，“大家都说我的炒粉好吃。”
等待是漫长的。肾脏和肝脏的移植过程复杂，器官资源极度稀缺。据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仍有47382人在等待肾脏移植。捐献的器官需要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进行分配，被选中的患者还需要配型成功。
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刑罪犯器官作为供体来源。至此，公民去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约有30万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2015年器官移植手术仅为1万余例，捐献器官数量与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数量间存在巨大差距。
截至2021年8月27日，我国实现捐献35661例，捐献器官106054个。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从2015年的2.01上升至2019年的4.16，但仍处于较低水平。
好消息在不经意间降临。6月15日晚，宵夜摊刚开市不久。锅铲翻飞间，电话铃声响起，一看是医生打来的电话，刘大勇妻子“高兴死了”。
“有肾源了，你们想不想换？”电话那头的医生问。“换，肯定换啊，我们等了两年多了！”
原本开到凌晨2点的宵夜摊，晚上11点就关了。第二天，天微微亮，弟弟就开车把他们送到合肥。医院大厅，十几个跟刘大勇一样的患者在排队等着抽血配型，最终会有4人接受刘志强夫妇的捐赠。
从47382人到最后的4人，刘大勇幸运地成为那“万分之一”。
“当时既想配型成功，又很害怕。”医生说手术的成功率在60%左右，刘大勇站在妻子背后，心情复杂。医生开玩笑，“是不是有人逼你来的？怎么躲在后面？”他尴尬地摇摇头。
刘大勇成了那幸运的1/4。配型成功后按照排位，刘大勇本是第一个做手术的人，护士递来蓝色的病号服，让他去卫生间换上，因为害怕，他磨磨蹭蹭十几分钟才把病号服换上。出来时，其他患者早已到场，他变成最后一个做手术的人。
“我想喝水。”这是刘大勇手术后醒来的第一句话。对于一个尿毒症患者来说,水是极奢侈的,有时候渴得不行了，也只能喝一小口润润嗓子。
护士端来一杯水，刘大勇用吸管抽了两口，“那是重生的感觉。”
来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前献花的人们。 受访者供图
“生命本来没有名字”
手术两周后，刘大勇回到家中。出院半个月，他重了十几斤，脸色也红润起来。
他从宵夜摊的帮工变成了主力。有时候，他会想起给自己捐献肾脏的人，“都是安徽人，他们会不会也喜欢吃淮南牛肉汤？”他决定好好爱惜这颗肾脏。开货车和做餐饮都太辛苦了，刘大勇想再找一份工作，“挣钱是次要的，健康第一。”
明年6月，刘大勇会和另外3名“肾友”回到安医大一附院一起过生日，并感谢医护人员的付出。这家医院有个传统，为同一天做移植手术的患者庆祝“重生”，给他们送上蛋糕和贺卡。-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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