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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1-09-07 | News by: 新三届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文革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死者卞仲耘和她的四个孩子
遗忘与回避
然而，调查的进展却远远不如预想得顺利。
她们遇见不少支持的老教师，“你们头发都白了，再不记录就晚了”。但不赞成的人也有很多。有老师说，文革已经定性了，要向前看，没必要记录了。
一位原女附中教导主任，给刘进写下六七页纸的书面意见，提出对把细节抠得如此仔细的质疑。“红卫兵就是一个暴力符号，你们为什么要分这么清楚呢？没有任何意义！"——这位老师对文革如此憎恶，有次在四川吃饭，不小心进了一个以红卫兵为主题的饭馆，立刻拂袖而去。
刘进曾碰见初中部的一位同学。当年，正是这个班同学去卞仲耘家贴满“卞猪头”的大字报。刘进问她知不知道这件事。没想到，对方一拍桌子，厉声问：刘进，你要干什么？
一次聚会时，一位女同学仍像当年一样用谐音称呼一位老师为“王八种”。文革时，这位同学就曾在窝窝头里掺沙子、插白旗，说王八种吃！其他同学提起这段，她反驳道：“有吗？我有吗？"
叶维丽到学校校史办去查找资料，工作人员竟然不知道卞校长当年是被本校学生打死的；2002年春，为纪念学校成立85周年而印制的校史“大事记”出版，1966到1976年期间，除了提到学校改校名外，其余一片空白。
红卫兵\贴在卞仲耘家的辱骂大字报
梅树民老师是当年的教导处副主任、学生党支部负责人，也是“八五”当天与卞仲耘一起被批斗的五位校领导中唯一健在的目击者。1972年刘进插队回京，第一个去拜访的老师就是梅树民。
当时她正在等待分配工作，想自学点日语，便问梅树民老师能不能教她。梅树民愣住了警惕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会日语？
“梅老师居然害怕了，以为这又会揪出什么历史问题。"意识到这些时，刘进难受极了，"没想到文革对老师的精神伤害延续至今。
那次见面，梅老师留她吃了炸酱面。之后她时不时去和梅老师见面聊天，也曾说过“对不起老师”的话，不过两人却不多谈文革。
2006年4月，叶维丽、刘进、宋彬彬和于羚决定共同去拜访梅树民老师。她们虽然做了最坏的打算，却发现梅老师比预想得还要冰冷。他不说“请坐”，也没有倒水，反复说：党内有决议，不便多谈。问到“八五”当天的细节，他干脆回答：“我的脑袋上扣了纸篓，什么都看不见。"场面就此僵住了，谁也不作声。
过了很长时间，梅老师才责问刘进和宋彬彬：”当时你们都到哪里去了？你们学生党员都到哪里去了？"
四个都已年过半百的学生尴尬地坐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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