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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1-09-07 | News by: 新三届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文革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一般而言，凡在红卫兵三个字前带前缀词的组织，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都是因为’红卫兵’这三个字已经被使用”，一位笔名“朗钧”的研究者说。
“想从红卫兵成立的时间说明卞仲耘的死与红卫兵无关，没有这个必要了吧！"一位老师毫不客气地说，“花那么多篇幅去解释“主义兵”和“红卫兵”不是一回事，人家只会觉得可笑、可气。四十年了，还在这里喋喋不休讲这种红卫兵内部的小分派，能说明什么？蠢！"
而最关键、分歧也最大的一件事，是一张写有七个人名字的字条。
这张字条最初在纪念卞仲耘去世的独立纪录片《我虽已死》中发布：右起第一竖行写着师大女附中，至左依次是“李松文”“徐岩春”等名字，最后两位是“刘进”“宋彬彬”。纪录片描述：这张七人字条是王晶右皆捍竦玫脑┟叨际歉镂岣涸鹑恕r />
同样为北师大女附中1968届高中生、美国芝加哥大学中文高级讲师王友琴也曾来拜访王晶潞蠼樯苷庹抛痔酰赫庹抛痔跏峭跸壬肭蟮笔痹谙殖〉呐街惺ι吹摹Ｍ蹙看后很生气，对来访的另一位朋友喊：“什么请求？应该是我’要求’，’强烈要求’！"
卞仲耘一家与友人出游
不过，刘进自己却完全不记得这张字条的存在。
2008年3月，刘进终于联系上了七人字条上唯一的老师李松文。数学老师李松文，是工作组期间教师代表会两位成员之一，也是临时党支部的负责人。
李松文老师一下子也不记得这张字条的来历了。“让我先想想。”他对刘进说。
隔了些日子，李松文老师告诉刘进，据他的口忆，这张字条是医院要求他们开证明时写的，“当时时间已经很晚了，没法到学校去开，我就问大夫签名作证行不行。大夫说可以，但得有老师签名。”于是，李松文老师带头第一个签下名字，征得本人同意后，再依次写下在场六位同学的名字。
双方各执一词。一方认为王先生是访谈后的二次记忆，属于“孤证”；另一方认为李松文老师的口述最多算是案发44年后的一份口供笔录，并不能成为历史案件的旁证。
叶维丽有感而发，“人们对卞之死的反应以及她们对’死亡宣告’的记忆，反映出每个人在当时所处的政治地位和个人处境，也说明了记忆的主观性。"
总有一些不曾料想到的细节，阻碍着让历史回归本来面目的努力。
2007年9月，北师大女附中几位老校友倡议为卞校长立一尊雕像，表达对卞校长永远的歉意，并让后人铭记。
1967届高中毕业生罗治作为主要联络人，向各届校友传达。罗治本以为会一呼百应百分百赞成。不料，有同学听说后反问她：卞校长不是高血压心脏病死的吗？有人说：现在都生活得很好，要和谐，还提那些干什么？有人“善意”提醒她：老百姓从来不能玩政治；甚至有人组织聚会发布特别声明：怎么瞎闹都可以，不许谈国事文事（文革之事）！-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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