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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2-01-11 | 来源: 谈心社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这位患者家境贫穷,没有钱能够支付长期的治疗。陶勇就自己拿了一千块钱给他,退了号,然后开了能够维持他视力一段时间的药。后来患者再次来找陶勇时,带来了自己家里压的面条,这是他唯一拿得出手的礼物。
大多数时候,陶勇总是坚定、阳光,身上好像有永远也用不完的能量。回忆这些往事时,是他罕见的无力时刻。
那时距离他受伤还不到一年,他说:“我有时候对自己很失望,我也会希望那些不信任我的人不要成为我的患者。”
“你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也没有能力把他养在北京,所以这就是矛盾。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个人的影响力、能力就在那儿局限了,你一个人无法解决他所有的困难。”
02
初心
陈晓楠问过陶勇一个问题:医生每天要接待这么多病人,有的人消失了就消失了,你已经帮助了很多人,为什么还会那么在意?
陶勇想了想:“这或许是关于初心的问题。”
把时间线拉回最初,陶勇对于眼科的执着,其实来源于书籍与母亲。小时候,他读武侠小说,每个故事里几乎都有一个隐世神医。从那时候起,他就认为医生很了不起。后来有一次母亲得了沙眼,他陪着她去医院,看到眼科医生“拿针从眼睛里挑出了一粒粒石头”。
于是他更加觉得,“眼科医生是很厉害的职业。”
在真正学医之后,陶勇对眼科的认知又覆上了一层浪漫的挂怀:“相比单纯身体的疼痛,如果一个见识过世间风景的人突然看不到的话,相当于整个世界对他关上了。”
他认为,眼科医生,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患者不被黑暗吞噬。
多年以后,已经从求学之人变成了博士生导师、眼科医生领域代表的陶勇,却发现如今学医的人,初心和以前不一样了,“总有很多学生家长会来问,学医到底好不好?轻松不轻松?风险大不大?挣钱多不多?一份职业背后,多了很多附加的含义。”
今年年初,他去了一些高校做演讲,包括清华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他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普遍有一种更着急的心态:看不清未来的方向,有太多的不确定,希望得到明确的方向和答案。
一方面,陶勇承认时代在变:“过去的时代,工作等人。很庆幸,当年的我更多地是在选择专业,而不是就业。”
另一方面,他也为这些追问感到困惑,年轻人努力挤过了千军万马的高考,却在象牙塔里陷入迷茫:“努力工作是为了什么,生活的意义在哪里,人生的价值是什么……”
在一些信仰被祛魅的时代,仅仅是理性的科学思维不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撑。
对此,陶勇没法给出一个具体或者绝对正确的答案。
在新书《自造》中,他认真审视了自己理解医学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一个匠人、手工艺者。
第二个阶段,我要开发出一些新的手段,来解决更多的医学问题,可能是我的老师都解决不好的问题。
第三个阶段,是一种信仰。
第一个阶段给你“利”,做一个手术得多少钱;第二个阶段给你“名”;第三个阶段我觉得已经超过了名利,更多给我带来一些思考,告诉我如何看待人性。在医学领域里,充满了交织:肉体的痛苦,心灵的创伤,人性的恶与善……
而对于“医生”两个字的认知,陶勇很喜欢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上的一句话: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这句话在纪录片《人间世》里也曾出现过。在医学界,这句话即使不是被奉为圭臬,也足够耳熟能详。偶尔看到了、记住了、转瞬又投入忙碌,然后在某一时刻,悄然浮现出来。
这感觉很奇妙,在万千世界,这是一群不曾谋面的普通人,他们没听说过彼此的名字,成为医者的道路也不尽相似,却仿佛都有殊途同归的一刻。
于是时隔多年,不同性别、年龄、国籍的医者初心,跨越了不同的山海时空,终于偶然相逢、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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