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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2-01-11 | 来源: 谈心社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这位患者家境贫穷，没有钱能够支付长期的治疗。陶勇就自己拿了一千块钱给他，退了号，然后开了能够维持他视力一段时间的药。后来患者再次来找陶勇时，带来了自己家里压的面条，这是他唯一拿得出手的礼物。
大多数时候，陶勇总是坚定、阳光，身上好像有永远也用不完的能量。回忆这些往事时，是他罕见的无力时刻。
那时距离他受伤还不到一年，他说：“我有时候对自己很失望，我也会希望那些不信任我的人不要成为我的患者。”
“你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也没有能力把他养在北京，所以这就是矛盾。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个人的影响力、能力就在那儿局限了，你一个人无法解决他所有的困难。”
02
初心
陈晓楠问过陶勇一个问题：医生每天要接待这么多病人，有的人消失了就消失了，你已经帮助了很多人，为什么还会那么在意？
陶勇想了想：“这或许是关于初心的问题。”
把时间线拉回最初，陶勇对于眼科的执着，其实来源于书籍与母亲。小时候，他读武侠小说，每个故事里几乎都有一个隐世神医。从那时候起，他就认为医生很了不起。后来有一次母亲得了沙眼，他陪着她去医院，看到眼科医生“拿针从眼睛里挑出了一粒粒石头”。
于是他更加觉得，“眼科医生是很厉害的职业。”
在真正学医之后，陶勇对眼科的认知又覆上了一层浪漫的挂怀：“相比单纯身体的疼痛，如果一个见识过世间风景的人突然看不到的话，相当于整个世界对他关上了。”
他认为，眼科医生，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患者不被黑暗吞噬。
多年以后，已经从求学之人变成了博士生导师、眼科医生领域代表的陶勇，却发现如今学医的人，初心和以前不一样了，“总有很多学生家长会来问，学医到底好不好？轻松不轻松？风险大不大？挣钱多不多？一份职业背后，多了很多附加的含义。”
今年年初，他去了一些高校做演讲，包括清华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他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普遍有一种更着急的心态：看不清未来的方向，有太多的不确定，希望得到明确的方向和答案。
一方面，陶勇承认时代在变：“过去的时代，工作等人。很庆幸，当年的我更多地是在选择专业，而不是就业。”
另一方面，他也为这些追问感到困惑，年轻人努力挤过了千军万马的高考，却在象牙塔里陷入迷茫：“努力工作是为了什么，生活的意义在哪里，人生的价值是什么……”
在一些信仰被祛魅的时代，仅仅是理性的科学思维不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撑。
对此，陶勇没法给出一个具体或者绝对正确的答案。
在新书《自造》中，他认真审视了自己理解医学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一个匠人、手工艺者。
第二个阶段，我要开发出一些新的手段，来解决更多的医学问题，可能是我的老师都解决不好的问题。
第三个阶段，是一种信仰。
第一个阶段给你“利”，做一个手术得多少钱；第二个阶段给你“名”；第三个阶段我觉得已经超过了名利，更多给我带来一些思考，告诉我如何看待人性。在医学领域里，充满了交织：肉体的痛苦，心灵的创伤，人性的恶与善……
而对于“医生”两个字的认知，陶勇很喜欢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上的一句话：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这句话在纪录片《人间世》里也曾出现过。在医学界，这句话即使不是被奉为圭臬，也足够耳熟能详。偶尔看到了、记住了、转瞬又投入忙碌，然后在某一时刻，悄然浮现出来。
这感觉很奇妙，在万千世界，这是一群不曾谋面的普通人，他们没听说过彼此的名字，成为医者的道路也不尽相似，却仿佛都有殊途同归的一刻。
于是时隔多年，不同性别、年龄、国籍的医者初心，跨越了不同的山海时空，终于偶然相逢、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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