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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2-03-13 | 來源: 岩井茂樹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皇帝 | 字體: 小 中 大

長崎中華街。(CC BY 2.0 Kanko)
不結辮發的華人
壹柒贰柒年(雍正伍年)拾月,福建與廣東的總督巡撫以聯名方式書寫奏折,上呈雍正皇帝。這是根據兵部的咨文,對雍正帝上諭的回應;皇帝在上諭中,指示要檢討海外華人的歸國措施,並且呈送康熙年間海外事務的相關檔案,以供對策之參考。在這份奏折中,督撫們報告了透過傳聞得知、關於巴達維亞(雅加達)和馬尼拉的情勢。在報告裡他們說,巴達維亞方面的華人壹定要剪去辮發,而在馬尼拉則是沒有剪去辮發的必要。從這點可以證明,清朝當局對於海外的反清活動相當敏感。
福建、廣東的督撫們提議,讓有能耐的人化身為貿易商人,又或者是從幹練的貿易商人中挑出適當的人選,將他們派往巴達維亞與馬尼拉,讓他們去刺探“在那個國家有何動靜?定區當地的內地人(華人)實際上有多少人?在那塊土地上做些什麼事?讓中國人居住在該地有何意圖?”等事項。對此,雍正帝批下朱批:“說得簡單,要獲得人才卻很困難。若是沒有謹慎行事,以大大的厚賞作為鼓舞,且慎重挑選人才的話,這些(清朝派出從事秘密偵查的)人們將會驚動對方的國家,反而會比派遣官員更打草驚蛇吧!要仔細地挑選人才去進行。(言之易,得人難。非拾分留心,大設賞鼓舞,慎重其人,則此人之驚惶彼國,而反甚於遣官也。詳細擇人為之)”
雍正帝在朱批中,清楚表明了以下的擔憂:相較於長崎的不同狀況,將密探送進荷蘭、西班牙支配的地區,恐怕會引發外交糾紛。縱使解除了南洋海禁,清廷對這些和西洋各國有關的地區狀況,依舊抱持著強烈的警戒感。
從筆者迄今所掌握的資料來看,尚無法判斷清廷在這個時期,是否真的派出了密探。不過,督撫們基於風聞上報、有關爪哇與呂宋華人社會的情報,既是當事者共享的資訊,那跟現實的狀況,想必不會相差太大。在雅加達方面,“米谷的價格極為低廉,工藝匠人們也容易獲利。因此,人們(剪去辮發)蓄發定居,結婚生子,絲毫沒有想要回鄉的心意(米谷甚賤,工藝之人,易於獲利。是以蓄發居住,婚娶生育,竟不作故土之想)。”在良好的經濟環境之下,有助於漢人在當地的定居及發展,“關於管理漢人方面,當地政府以漢人為長,賦予‘甲必丹’的稱號,當有訴訟之事發生時,便交由他們審理。同時也會發給每個人身分證明,方便盤查(至管束漢人,即以漢人為長,名曰甲必丹。凡有訟事,歸其審理。每人給照護身,以副盤查)。”上述具體呈現了當地華人社會的成熟程度,甚至已經具備自治機構。
但是,對於當地華人享有某種程度的自由與安定生活,清朝當局不只未曾遙寄祝福之意,反而益發增強了警戒心。在解除“南洋海禁”的前後時期,清朝所采取的對應,是接贰連叁強化了對海外渡航者的管理,並且實施強化限制從海外歸國的政策。這就是對帶有自律性的海外華人社會擴大之事,懷有警戒心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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