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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2-03-13 | 來源: 岩井茂樹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皇帝 | 字體: 小 中 大
長崎中華街。（CC BY 2.0 Kanko）
不結辮發的華人
壹柒贰柒年（雍正伍年）拾月，福建與廣東的總督巡撫以聯名方式書寫奏折，上呈雍正皇帝。這是根據兵部的咨文，對雍正帝上諭的回應；皇帝在上諭中，指示要檢討海外華人的歸國措施，並且呈送康熙年間海外事務的相關檔案，以供對策之參考。在這份奏折中，督撫們報告了透過傳聞得知、關於巴達維亞（雅加達）和馬尼拉的情勢。在報告裡他們說，巴達維亞方面的華人壹定要剪去辮發，而在馬尼拉則是沒有剪去辮發的必要。從這點可以證明，清朝當局對於海外的反清活動相當敏感。
福建、廣東的督撫們提議，讓有能耐的人化身為貿易商人，又或者是從幹練的貿易商人中挑出適當的人選，將他們派往巴達維亞與馬尼拉，讓他們去刺探“在那個國家有何動靜？定區當地的內地人（華人）實際上有多少人？在那塊土地上做些什麼事？讓中國人居住在該地有何意圖？”等事項。對此，雍正帝批下朱批：“說得簡單，要獲得人才卻很困難。若是沒有謹慎行事，以大大的厚賞作為鼓舞，且慎重挑選人才的話，這些（清朝派出從事秘密偵查的）人們將會驚動對方的國家，反而會比派遣官員更打草驚蛇吧！要仔細地挑選人才去進行。（言之易，得人難。非拾分留心，大設賞鼓舞，慎重其人，則此人之驚惶彼國，而反甚於遣官也。詳細擇人為之）”
雍正帝在朱批中，清楚表明了以下的擔憂：相較於長崎的不同狀況，將密探送進荷蘭、西班牙支配的地區，恐怕會引發外交糾紛。縱使解除了南洋海禁，清廷對這些和西洋各國有關的地區狀況，依舊抱持著強烈的警戒感。
從筆者迄今所掌握的資料來看，尚無法判斷清廷在這個時期，是否真的派出了密探。不過，督撫們基於風聞上報、有關爪哇與呂宋華人社會的情報，既是當事者共享的資訊，那跟現實的狀況，想必不會相差太大。在雅加達方面，“米谷的價格極為低廉，工藝匠人們也容易獲利。因此，人們（剪去辮發）蓄發定居，結婚生子，絲毫沒有想要回鄉的心意（米谷甚賤，工藝之人，易於獲利。是以蓄發居住，婚娶生育，竟不作故土之想）。”在良好的經濟環境之下，有助於漢人在當地的定居及發展，“關於管理漢人方面，當地政府以漢人為長，賦予‘甲必丹’的稱號，當有訴訟之事發生時，便交由他們審理。同時也會發給每個人身分證明，方便盤查（至管束漢人，即以漢人為長，名曰甲必丹。凡有訟事，歸其審理。每人給照護身，以副盤查）。”上述具體呈現了當地華人社會的成熟程度，甚至已經具備自治機構。
但是，對於當地華人享有某種程度的自由與安定生活，清朝當局不只未曾遙寄祝福之意，反而益發增強了警戒心。在解除“南洋海禁”的前後時期，清朝所采取的對應，是接贰連叁強化了對海外渡航者的管理，並且實施強化限制從海外歸國的政策。這就是對帶有自律性的海外華人社會擴大之事，懷有警戒心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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