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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2-06-13 | 来源: 新京报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5月25日，重庆某超市出示多份“打假”官司的判决书。新京报记者 杨雪 摄
胡勇否认“团队打假”的存在。“我们也要考虑成本，出去逛商店，一家一家走，走远点开个车也要油钱。一个人去也是去，几个人去也是去。”对于团队打假、互相提成的这种可能性，他坚决否认，“各买各的，各自起诉，都是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进行的，别人我不知道，我反正从来没有找别人要线索费这种事。”
但江湖已然形成。“圈子里基本都认识，偶尔一起吃饭。”报出胡勇等人的名字，阿玖几乎都认识，但在记者的多日采访中，知道他的商家并不多，“主要是我现在几乎不打超市过期食品那种小单子了，网购以及酒和保健品之类的大单比较多。”
在办公室的墙上，“阿玖团队”的部分管理制度被打印出来贴上。“团队的每一个人都是亲密的战友”，在这套制度中，明确了团队以阿玖为中心，硬性工作指标责任到人，实行利润分红制。团队成员之间分享案源无须分红，合作案件按照出资比例分红，每个案件的利润如果超过800元，需要给阿玖按比例上交一部分。
阿玖说，职业打假人这一行其实流动率挺高。许多交费报名的“徒弟”，很快对这一行失去兴趣，自行退出，也有人资质不够，最终被阿玖淘汰。“做这一行需要悟性，而且要能学得进去。”他坦言自己收徒学费4000元，如果要手把手带，费用会更高，“一开始进群的有七八十人，后来一部分走了，不是做这一行的料，或者觉得没意思。留下来的没几个。”
疲于应付的超市
在赵长江的报告中，以食品责任纠纷为案由，涉诉案件数量最多的是超市、农副食店、茶叶店、药房。超市是职业打假者光顾最多的地方。对各个超市来说，“小单轰炸”最为常见。
某生鲜连锁公司在重庆共有约300家小型门店，公司法务部负责人肖涵介绍，按照被起诉时间来归纳，仅2021年全年，公司各门店就遇到打假起诉933次。
“超市店铺面临的‘打假’基本都是以小单子为主。牛奶火腿肠方便面，还有各类零食。”肖涵说，今年5月中旬，该公司有60个被起诉的官司于同一天在重庆某法院开庭审理。而这一周以来，这家公司共计有100多个被“打假”案在审。
在起诉案中，价格最低的货品是一个标价两元钱的口香糖。“对方只买了一个，起诉理由是过期。大概过期了两三天，两块钱的东西，我们最后败诉赔了1000元。”肖涵说，所有的打假诉讼案件，呈现出大批量、反复、重复购买的特点，“我们天天质检，但是一个店几千个品类，总有疏忽。很多货品刚好只过期一两天就被盯上。”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某商贸公司。2019年起，该商贸公司在重庆主城区先后开了5家超市，开张不久，公司就遇到了疑似职业打假人。
5月28日，该商贸公司行政主管郑万发拿出了厚厚一摞判决书及诸多相关光碟资料，“到现在为止，我们大概被起诉了130次左右，一共赢了5次，其他全输。”
5月28日，郑万发翻出公司被起诉的各类相关资料。新京报记者杨雪 摄
法律文书显示，2020年9月，该商贸公司新牌坊分店被修满元、修存良、黄小军、黄光平等四人起诉。涉诉商品共有十八九个，被四个人购买，最终形成了72个诉讼，每个诉讼标的1000元人民币(专题)，加起来共涉及72000元的赔款。
郑万发说，公司输了这一系列官司，这也成为压垮新牌坊分店的最后一根稻草。2022年3月，在判决出炉后不久，公司关闭了新牌坊分店。
“他们会在圈子里‘分享’信息，同样的货品，换几个不同的打假人，每个人都来起诉一次，很多个1000元加起来，不是小数目。”肖涵说，打假人购买的货品单价低、数量少，但起诉次数多，“同一货品，可能面临多人同时起诉。2019年，公司被打假案件数量还仅有375件，2020年上升到516件，今年上半年还没完，截至五月底，已有918件。”-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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