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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2-06-13 | 来源: 新京报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小理则反对动辄用“敲诈勒索”给职业打假人定性。“如果他们拿着东西‘主动’找店家索要高额赔偿，那是敲诈勒索。这里要注意，必须是主动索要，店方自己提出和解是不算的。打假人只要是根据法律规定的范围和流程提起诉讼、获得法律规定的赔偿，这没问题，谈不上敲诈勒索。”吴小理说，如果认为职业打假人的行为超出了正常范畴，应该做的是出台更细致的司法解释，“一种可能是，对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进行分类和分级，以区分不同的赔偿程度。”
2017年5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一份答复意见中称，“我们认为目前可以考虑在除购买食品、药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借助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形式，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葛树春律师认为，这份答复意味着食品药品在“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之外，最直接目的还是为了遏制食品药品领域制假、售假等欺诈行为。“食品药品不同于其他制假售假行为，关乎人的生命和健康。用民间打假遏制食品药品领域制假售假，实际确实调动了一些人的积极性，确实对食品药品领域制假售假有打击作用。”
5月29日，阿玖办公室里堆着各类“假货”。新京报记者 杨雪 摄
温度在起变化
重庆打假案一审的高胜诉率，也成为了坊间的话题。为什么在打假这个领域，同样的法律框架下，重庆这个城市有如此不同的表现?
“主要原因是两个，一个是法官有自由裁量权，所以当法律规定相对笼统时，每个地方都可以有自己的倾向。第二个是先例惯性，类似的案子只要前面判赢，后面大概率也跟着判赢。”一名曾审理过职业打假人诉讼案例的重庆前法官说。
一位接近重庆法院系统的人士告诉记者，对于职业打假这一行为，此前重庆总体上氛围确实较为宽松。但在近来特别是“150碗扣肉”案后，法院系统已“受到了触动”。
据知情人士介绍，5月23日，重庆法院系统曾组织过一个会议，专门就职业打假人这一群体向各界了解情况、征求看法。
“除了法院、质检机构等政府部门，会议还邀请了一些遭遇打假比较严重的商户、公司一起参会，听取我们反映情况。”一名受邀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职业打假人确实已经引起重庆高院的关注，但就此话题暂时无法接受进一步采访。
重庆消费者协会表示从未和职业打假人产生过联系。记者多次致电重庆市市场监管部门申请采访，截至发稿时未收到回复。
“150碗扣肉”案后，重庆的职业打假者们普遍感觉到了温度的变化。无论胡勇还是阿玖，手头上的案子立案开始变得艰难。“最明显的是网络打假不给立案了，法院会推给商家所在地。”胡勇在6月5日接受采访时说，“明天我有个福建的案子要开庭，申请远程参加，对方法院说没有这个条件。这等于把网络打假的路封死了。谁有时间精力去外地诉讼?我手上还押着10多万的货物，目前等于全亏。”
胡勇认为这极不合理，会导致消费者放弃维权。“我们只是行使监督权。很多消费者没有知识储备、没有时间精力去维权，不意味着我们这些较真的维权者就不该存在。”他仍记得第一次胜诉后的职业成就感，以及在获利的同时，自我成就的“英雄梦想”，“最具体的例子，重庆本地的一些超市，这几年能被我们抓到的问题商品越来越少，这就是我们推动商家改进的明证”。
“只要有假货在，职业打假人就会在。”阿玖仍保持乐观，在他看来，职业打假人是市场监管的补充力量，“我们的存在是对商家的震慑。只要你自己不出问题，怕我们打假人做什么?”
(文中阿玖、阿旺、邢钧、向志为化名)-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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