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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2-06-20 | News by: 澎湃新闻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这让王放意识到，当貉的数量最初增多的时候，可能人们会反应激烈，但是随着野生动物数量稳定下来，人们逐渐熟悉它们，人与动物的关系可能又要发生新的变化。
在一次演讲中，王放提出，所有动物都需要一个适合生存的尺度。
螳螂需要的尺度跟一个舞台差不多大，坚持几个月不喷洒杀虫剂，不让剧毒的杀虫药附着在它的猎物身上，它就能够安全地渡过夏天，继续帮助我们控制害虫；黄鼠狼需要的空间可能更大一点，跟一个会场差不多大，同时它们需要每隔一公里到两公里，就有一片会场这么大的绿地，这样它们可以一个一个城市岛屿之间跳跃，完成觅食和求偶。
“比如一个刺猬，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空间就够了，因为它可以到处走，小区几个花园、几片绿地，其实就能够让两三个刺猬的家庭在那生活。”
王放带儿子在小区里夜观刺猬。
野生动物进入和适应城市生活，有不断收缩生存空间的迹象。貉是典型的例子，王放说，在自然界，貉有非常强的领域性，会驱赶闯入它领地的竞争者，活动范围达到一、二平方公里，但在城市，它们的生存空间需求缩小了二十分之一，一个十几公顷的小区环境就能够让三四个貉的家庭生活。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野生动物生存状况也会变化。曾经分布在上海的一些动物数量稀少，“比如小灵猫的数量大幅度下降，以前曾经多到可以到河沟里用脸盆去装的无斑雨蛙也消失了。”河岸硬化后，王放曾听说不少溺水的貉和刺猬的故事，“貉能游泳，但是直上直下的池子它们爬不上来，还是人帮忙把貉从水池里边打捞上来的。”
疫情期间，这样的现象更为明显，两个月频繁的消杀，让空气中弥漫着消毒剂的气味。王放观察到，小区里蝌蚪的数量少了很多，筑巢的翠鸟和萤火虫也消失了。
在担忧的同时，王放告诉记者，“保护”的意义有时被扩展了，“城市的国土功能主要就是满足经济发展、满足人的社会需求的地方，所以从法律法规上，没有在城市里建大的保护区。能够适应的动物留下来，不能够适应的消失一部分，这其实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对于那些有非常强适应能力的动物，人们反而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减少它们的食物，降低它们在城市的密度，“突出的是可持续，让它们能够更安全地、更长期地维持正常的数量和行为”，王放说。
而让城市里的动物与人共处，或许不需要有特别宏大的目标。让王放心心念念的，是一个叫作“生境花园”的项目——通过在小区里创造一些小池塘、小野地或者小湿地，让野生动物重新回到小区环境，“这其实是一个副产品。以前大家不会低着头去观察，这里到底有一种青蛙，还是两种青蛙，现在大家察觉到这些变化，能感受到小区环境变得更漂亮了，更愿意坐在旁边乘凉了，这种潜移默化的变化就足够了。”
很多人会问王放，城市本来就是人生活的地方，为什么要恢复生物多样性？他想，这样的小小改变或许就是人和生物多样性最直接的连结，“让动物不经意地有一些活动的空间，也让人不经意地觉得更舒适一点。”-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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